“北大红楼、天安门、赵家楼 重访百年前＂五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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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大街”的蓝色招牌在温暖的晨光下尤为醒目。 天空像童话书久违的插图一样蔚蓝，天气很好。 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天气也这么晴朗。 那一年的经历者回忆说:“5月4日是无风的晴天，但我觉得头上好像有一天的风云。”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100年后的今天，新京报记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一起重新走上了当时五四运动的路线，确实容易带来久违的历史感。 眼前是在宽阔的水泥街上疾驶的车，穿着华丽服装的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到处轻松地享受着，想象着100年前的情景，脚下是尘土飞扬的风沙土路，每次车都是罕见的东西，每次孩子们都会看

但是，今天已经出现在市区的骡子车和骆驼不被允许，反而在那时的土路上很常见。 灰、黑、蓝、白是这个古老城市居民的主色调，即使是我们站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的红楼前，什么样自豪的学生服装，也不过是在苍白的长衫和短黑色制服之间选出来的。

但是，比起今天空空气中轻松的喜悦，那天充满了这里的气氛，但应该是焦急而热烈的。 聚集在这里的学生们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将有重要活动等待他们参加。

他们聚集在这里，可能会注意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将被写入历史，但不一定会想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不仅会改变历史，还会改变改变历史的进程。 直到今天，它仍作为这个国家熟悉的关键词，铭刻在各国的脑海中。

因此，这座砖红色的建筑物成为了我们走五四道路的第一站。 当初，改变历史的谁从这里出发的？

第一站

北大红楼

五四大街29日，“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是它现在的名字。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好是10点。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这本有名的传单《北京学术界全体宣言》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草的。 起草人罗家伦追忆他起草宣言时，十分紧张，但观察力非常集中，完全不在意周围“人来人往、嘈杂”。

现在游客还没有蜂拥而至，这里暂时保持安静。 旧的，是这座建筑物给人的第一印象。

五四运动爆发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家，也是这所学校的灵魂人物。 他注入这所学校的新灵魂是“兼容性和包”和“思想自由”。

有一次，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文典、黄钧、钱玄同、刘师培、辜鸿铭的当世杰，齐聚这所学校，新旧思想在这里碰撞，以前现代和这里激荡，新文化运动诞生于生日，这影响 这里的年轻学生也被教导不仅应该成为智力超群的学术精英，而且应该成为道德高尚的国民模范。

当时，许多阴谋论在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头上盘旋。 其中最大、最流行的“阴谋”是幕后黑手操纵着这场运动。 正好，那个所谓的“阴谋罪证”也陈列在这个陈列室的架子上，是1919年5月2日的“晨报”。 该报的头版头条评论文案《外交警察报告国民》是重要的物证，是其作者，有时作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的林长民被认定为“幕后黑手党”。

“胶州去世！ 山东死了！ 国家不是国家！ ’慷慨的话确实是煽动性的。 但是，如果看到完整的句子，全篇文案中提到的，是民众心中长期积压的不安:巴黎和会的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一消息在4月上旬局势未定时已经传开，巴黎和中国代表关于山东问题主张失败的报告也于5月1日传到了北京。

在评论的最后，他说:“这也是我的国民万人不认可的人，国家死了也没有一天。 愿我的4万人民发誓死去！ ”。确实有鼓舞民众进行运动的意思。 但是，迄今为止，向北京政府、各国大使馆和巴黎的专家发送类似复印件的电文，进行声援活动的民间团体有很多。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最后焚烧赵家楼的场景，只是按照前一天晚上各校会议明确的计划，向东交民巷的大使馆提交请愿书，那么无论其规模有多大，也只是这些声援运动的一幕。

第二站

天安门

“天安门杰阁巍峨，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庄严的气象”亲历者五四运动时对天安门的形容，至今仍相当贴切。 天安门在紫禁城的正门。 皇朝时代，端坐九重宫阙中帝王的威仪纶音，巍峨的城阙从这扇门降下，宣告天下臣民。

即使是现在，千万游客仍然惊叹于它的雄伟。 门前的金水桥像蟠龙的背，水龙头朝着宫阙外面宽阔的广场。

对1919年的年轻学生来说，尽管他们的年龄在20岁左右，但已经是跨越前清民国两个时代的人了。 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府院之争、丁巳复活、以及大大小小无数军阀混战，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只是一节课，但对这些青年学生来说却是成长经历。

当人们用形容当今青年的“年少轻狂”或者“更少的事”来形容他们时，往往他们人生经历曲折的丰富程度大大超过了今天的同龄人。 当时的“80/90后”向他们提供新的思想，教导他们以开放的心态独立思考，鼓励把热情和信念注入行动中的教师和旗手们。

1919年5月4日，参加游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生。

总之，那天来到天安门前的正是这样的人。 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当他们来到广场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集体像上了发条的机械士兵一样，步调一致，挥臂呐喊，而是凭着共同的感情和信念自觉集中。

因此，站在广场上发表演说、进行示威的，不是有组织的团体，而是自觉地具体的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自觉做自己的事，遵守公共秩序和纪律。 这就是所谓的“文明”。 这个“文明”当然也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围观的游客沿街站着，即使感动得哭泣，旁观的西方人也会为学生们欢呼，脱下帽子加油。

当步兵指挥李长泰要求解散示威学生时，他说:“带着许多警吏，开车来的。”只是一时的“秩序有点混乱”。 但是，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局势平静下来。 学生代表称他为“前辈”。 “他们只是误解了前辈的意思，对前辈完全没有意见。 大家都是为了国家，我们今天也在街上旅行，让中外知道中国人的心没有死，只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 ”。 他们向这位步兵指挥官主张“我们的行动极其文明”“一切行动都要慎重，前辈可以放心”。

原本打算解散示威的警察们，根据一位亲历者的记述，“纵向相隔10人左右的距离，穿着黑灰色军服的军警武装随行”，但“没有在路上横流示威大队，所以不能禁止大家大声喊口号。” 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几个学生的列队游行，也没听过这些口号。 这种情况对他们的印象和感觉当然是新鲜和强烈的”。 其中一人感染了，学生们也一边和他们走一边说:“想什么，擦擦脸上的汗都没关系。”

下午2点30分，完成初步公开推进和演讲使命的学生们，排在下一步走，也是此次运动计划中的最终目的，东交民巷将提交表达学生意愿的演讲和宣言。

第三站

东交民巷

在五四历史的记述中，东交民巷只是一个过渡期，作为运动的过程是不可缺少的，但与之后烧毁赵家楼这一象征性高潮相比，它只是幕间的休息。 100年后的今天再次访问这里，所能听到的只有漫长下午的沉默。

这里尽管与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等旅游胜地相距几步，却仿佛故意躲进喧闹中，忽视了它在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是，一百年前，这里可以说是中国第二重要的权力中心。 在这里轻轻咳嗽，可能会给中国政坛带来震动。 西方国家的使团在这里寻求对华政策，以措辞、含蓄、威胁、承诺、担保或明或暗的金钱和武器交易，以及其他无法言传的方式左右中国政局。

在民国初年的乱世，尽管表面上军阀政治家们为了争夺利益而谋求解决，但在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却是外国的态度。 20世纪初中国英国的注意家辛博森( bertram lenox simpson )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政局派系林立，而是外国手太长，在这些派系中挑食，但漫不经心。

当这个自古以来就自我约束的古老国家终于在国际社会表达了希望自立自主的合理愿望时，外国的手又退缩了，不愿给予实质性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

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背叛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为中国人热切希望这次西方列强能主持公理。 许多中国人，包括哪些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都对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好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厚望。

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雷内注意到的那样，“也许没有什么地方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人寄予那么大的希望。 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几乎多次声明，他说的话已经流传在中国的最边缘地区。 根据控制巴黎和会议的老人们的决议，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 想起中国人民是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的，感到郁闷和沮丧。 因为这一打击意味着破坏他们的希望，破坏他们对国际正义的信心。 ”。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引导学生们走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雷内说“在朋友家被背叛了”的巨大失望。 因此，为了表达自己没有完全灭绝的希望，为了与真正操控政局的幕后大佬直接对话，阐述自己的意愿，学生们还是选择了去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提交陈情讲帖，以此为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

但现实让他们再次幻灭。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勒内恩施去北京西山门头沟远足。

如果芮没有去远足，而是留在大使馆会见了哪个学生，从他们热情的手里收到了帖子和宣言，5月4日发生的这场运动，会因为我们今天熟知的结局和影响而进入历史吗？

我们知道芮内对中国人有友好的感情。 他在回忆录中确认了这一点。 他也是民间主义者，他还写了通知书《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翻译成中文并发行。 这本书的译者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主将罗家伦。

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有他，他会亲自会见学生，倾诉他们的失望和不满，同时发表安抚学生感情的演说。 这样，达到基本目的的学生们也许就不会因挫折而兴奋，而是把赵家楼作为他们暂时意义上的目标。

第四站

赵家楼

必须承认，从东交民巷到赵家楼的路不太近，要走完这条路需要一定的体力和精力，同时有力量在那里将运动推向高潮。 到达赵家楼遗址时，后面的胡同正在拆迁。 推土机在瓦砾上挥舞着巨臂，工人们挥舞着铁锤猛撞在墙上。

但是不要担心。 那里从一百年前开始就什么也没有。 京师警察厅在事发次日绘制的曹汝霖私邸图和京师检察厅的破坏情况报告显示，“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共三院共五十余间……计此次全烧房屋十一间”，但破坏房屋几乎是正室，“所有各家房屋的门窗、家具、什物都被破坏了”

100年后的今天，这里是酒店。 酒店民国风格的中西合璧大门试图营造历史气氛，但雕塑复杂，出人意料有几出戏。 门口墙上除了镶有“五四运动烧赵家楼遗迹”的证明牌外，还有仿汉白玉的人物浮雕，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五四运动浮雕的缩小复制品版。

模仿汉白玉的人物浮雕

点燃赵家楼的场景是五四运动的高潮。 这件事本身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但之后的亲历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并将其演绎给了罗生门。 最初破窗入侵者的身份，有不同的版本。

当时《晨报》的报道说:“第一次关门的时候，不能关门。 学生不能问曹先生的问题。 群情激愤，势不可挡。 俄罗斯期间，推开了曹家的门”，具体没有提到是谁第一个入侵。 事后一个月出版的小册子《章宗祥》说:“不知道是谁打破了面向街道的窗户。”

不同版本的回忆，只能高喊不同英雄的名字，让后面的研究者无法考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进行选择。 即使要进行周密的调查，在100年后的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赵家楼被烧得这么彻底，所有证据都被空清除了很久。

根据京师检察厅的调查报告，“学生等在曹家门前破口大骂，将手中的白旗扔到曹家院子里破坏，从窗户洞溜进去”，警察事后捕获的学生中，有些在多年后打破窗户进入了第一批工作英雄。

他们不屈不挠可能会永远谜这个历史的真相，但保护朋友的勇气和信念毫无疑问比历史的真相本身更重要。 有时，为了发扬更大的真理，细节的真相保持沉默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一旦真相暴露，所谓的真理大厦也会瞬间倒塌。

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赵家楼的旧址的话，也许会和那段历史中遗憾的成分和解。 之后，学生所受的任何义正辞严厉批评——破坏私有财产、人身伤害以及各种不合理文明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但只能在事后反省。 反省的目的不是否定事物本身，而是不让这种遗憾再次发生。

从赵家楼被捕的学生对自己短暂的监狱生活有着共同的回忆。 也就是说，可以读书看报。 几十年后，赵家楼的废墟变成酒店的时候，这里也和读书有缘。

20世纪80年代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每年举办的全国图书订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商将这里作为吃饭盛宴的集大成点。 厨房火炉上烧得热火朝天，餐桌上关于新书交易和出版新闻的交流如火如荼，历史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轮回。

第五站

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是这次再次走上五四之路的地方中，最动人的一个。 这样的感动来源于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犯的错误。 这可能是任何第一个访问者都会犯的错误，但我认为这座独门独院里有长廊的四合院，当然整体上是这位昔日北大校长的私宅。

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微笑着摇头，穿过长廊，把我们引到后院西南角，指着两个狭小的房间说。 “只有这里是蔡先生的故居，而且不是他的私宅，他只是住在这里。 ”。

一瞬间的不自然之后，是漫长的沉默。 个子高的人，几乎不弯腰就进不了这个小屋。 夕阳从正面的窗户斜射进来，足以照亮窗前的桌子，但在桌子后面的其他地方，却被埋在冰冷的阴影中。 空这样狭小，但是如果三个人采用这个房间，他们可能会生气，不得不促膝而坐。 这就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的一所长住所。

蔡元培本人在5月4日的运动中只是个侧影，但与这项运动勾结在一起。 国民外交协会的叶景莜回忆说，在得到与巴黎会议失败的文件后，让同事汪大隈去蔡元培的住处，告知了这一消息。 蔡元培当晚召集学生代表在家开会，告知他们一切。

之后，学生们自己在学校开会讨论应对措施。 有人说，在北京大学学生准备去天安门的时候，他在学校门口停下来，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但他只是摆出姿势，并不是真的要制止。 另一段回忆说阻止他们的是教育部派来的官员。

几年后，蔡元培试图阐述当时自己的态度。 “有些学生不在罢免巴黎、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上签字，还在排队玩耍。 我也不会阻止他们”。 和平，仿佛是他预想的结果。

5月4日晚，蔡元培在三院大礼堂安慰学生后，立即前往孙宝琦家，希望能说服段祺瑞释放学生。 但是，孙氏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太大的骚动，脸上露出难色。 于是蔡元培说:“坐在他的接待室里，晚上9点左右开始过12点才走。” 没办法孙宝琦只好劝他先回家休息，说:“明天去吧。”

在5日下午十四所学校校长的联席会议上，蔡元培的提案中，各校长说:“学生的行动，是团体的行动，也就是学校的行动，决定只能归罪于校长，而不能归罪于每个学生。” 蔡元培亲自到警察厅一个人赎罪，并表示将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在蔡元培和各校校长的努力下，警察部长吴炳湘终于同意释放被捕的学生。 第二天早上，蔡元培和北大各院的同学和教职员工一起聚集在文科操场，等待被捕的同学回来。

获释后，许德也说:“我们出狱的同学和同学一起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如此沉重而温柔。 他回顾说:“他含着眼泪笑着，鼓励着我们，安慰着我们。” 蔡元培劝大家这是高兴的事，不要哭。 但是，自己已经落下了眼泪。

泪水也许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容易被遗忘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这些真诚洒落的泪水和泪水后的坚强，那历史的斑血污永远得不到人性的洁净，只会在层层的血污中窒息。

我们离开蔡元培故居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金色夕阳送来的夜风追赶着柳絮，轻快地飞向群众深处。 你的眼睛无法追踪它，但它就在那里。 存在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在未来也是一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