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商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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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之所以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中国和异常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异军突起，屹立200年，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商业智慧。我们认为，宁波港的商业智慧包括追求商业成就的“天职”意识、不断向大城市迁移的“城市情结”、在商业实践中利用形势的能力、诚实守信的原则、敢于冒险、善于自我创新的非凡勇气。

“天职”意识

宁波大学教授、宁波邦斯研究所所长戴广忠认为，与晋商、徽商相比，宁波邦斯更愿意、更全心全意、更自觉地把经商作为自己的“天职”，并为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工业利润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大趋势做出了贡献。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天职”的概念:“一个人应对天职负责——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意味着“天职”的概念源于信念，信念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了最终的基础，并使人们知道他们为神圣的使命而工作，特别是为工商业。

然而，徽商历来重儒轻贾，追求“商为上，官为下”。这种“官本位”思想使得徽商不以经商为“天职”，以做买卖为神圣使命，不懂得获取财富的社会意义，因而不可能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结果，那些没有好好学习并成为官员的盐商只是以挥霍财富为乐。

晋商对儒学和贾的选择与徽商正好相反。做生意致富被认为是美化公众的行为，而诗歌和书籍的名声被认为是身无分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山西人已经把他们的生意视为“天职”。事实上，晋商遵循的是另一种传统观念——“始于末，留于根”。“结束”指的是业务；“本”指土地，即农业。明清时期，晋商对土地一直情有独钟。经商致富后，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以致有些民歌说:“山西人大都带着镣铐，赚钱回家盖房子养老。”清末，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但他们甚至认为投资不如藏保险，只是把自己的银器或财产埋在地窖里，最终未能实现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宁波港有些人追求名利，买地，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大流。绝大多数宁波商人因经商而进入金融业，因金融而投资于工业，有效地完成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更值得称道的是，宁波帮人深刻理解了财富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们是慈善的，造福桑子，并积极慷慨地为家乡和国家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城市综合体

市场经济，有市场就有经济，而市场首先是在城市产生的。宁波，在古代被称为“山”，是一个由贸易交流建立的城市。因此，宁波人有强烈的大城市情结。哪里有大城市，他们就去哪里做生意。不像晋商和徽商，他们有很强的“地方性”。如果他们在国外赚钱，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财富带回家。

宁波大学副教授张茹安指出，明清以来，宁波人络绎不绝地外出经商，并已习以为常。在宁波的农村，男孩子到了十几岁就不出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志气，甚至连老婆都找不到。宁波人一个接一个地出去，他们的目的地非常明确。他们几乎都去了城市，积极选择城市，融入城市生活。

19世纪初，特别是上海开埠后，虽然当时上海的规模不及宁波，但上海发展迅速，其商业地位取代了宁波。意识到这一点，宁波人已经离开宁波，大规模迁往上海。从此，上海成了宁波人淘金的第一站和首选之地。

上海为宁波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他们强大的心灵，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一次只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就。只要有利可图，宁波人就敢把其他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乡。他们以城市为跳板，北移、西移、南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外国，宁波港的商业足迹随处可见。

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商业环境因战争而恶化，宁波帮及时转移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并在那里重新崛起，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由于浦东的开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重新确立，宁波本土企业集团和海外宁波集团再次在上海投资，甚至将总部迁至上海，如宁波本土著名企业杉杉、雅戈尔。

宁波港的城市综合体是他们在商业上领先的先决条件。

借款能力

在商业中，经济行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而工商业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系统。然而，为了有好的表现，商人必须善于利用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利用潜力往往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宁波帮是一群利用自己的高手。

有人说做生意应该向刘宏生学习。老上海的宁波帮头目有很强的夺权能力。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刘鸿生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时机。首先，英国雇员必须大量回国，其次，在中国的英国船只必须大量回国，更重要的是，大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东方。因此，国内民族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煤炭消费自然会大幅增加。鉴于这三点，他采取了主动。首先，他获得了向长江下游的外商出售煤炭的权利。其次，他提前与相关托运人订好了运输合同。第三，他提前雇佣了高薪的销售专家。就这样，英国海运公司撤出后不久，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煤炭工业就被刘鸿生控制了，成了“煤王”。刘鸿生借用了国际形势。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是宁波人卢伯洪，他是宁波人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前，卢伯洪只有26岁，但他很聪明，期望革命能够成功，全国的教科书都需要重写，于是他萌生了开书店印刷新教科书的想法。他暗中拉拢了几个同事，私下筹集了资金，悄悄地成立了一个出版印刷车间，秘密编辑和印刷新的中小学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一天，卢伯洪宣布中华书局正式成立，并发布了《新编汉语教材》。卢伯洪借用了国内革命的潮流。

60年代以前，香港不是一个繁荣的地方，但宁波港对香港的发展充满信心。宁波人安子杰撰写的《国际贸易实务》一书，针对香港的特点，阐述了香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理论。他认为，香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枢纽，背靠中国大陆，面向世界各国，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香港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弹丸之地。首先要发展以加工材料为主的轻工业，形成以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带动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的腾飞。他的理论对香港的经济腾飞起到了指导作用，宁波港也遵循了这一理论，逐渐在香港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香港的经济发展中，宁波帮助借用了地缘经济的趋势。

朱民，宁波人，20世纪80年代赴美，1996年在硅谷创立webex公司，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被投资者誉为“明日股市的雅虎”。2003年，他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增长最快的25家企业之一。然而，他并不满足。最近，他将公司搬到了圣塔克拉克市中心的一栋12层大楼里。这一“插旗”行动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世界it巨头比尔·盖茨也对朱民的成就表示钦佩，并主动提议微软与webex合作。朱民借用了商业高地。

诚实守信

“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是宁波港遵循的经营原则。人民信息局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特殊行业。《中资银行概述》一书指出:“民信局是宁波的一个大银行，资金雄厚，信誉良好。凡经民信局投保的信件及汇票如有遗失，民信局将予以赔偿。”。这种商业信用使宁波自清代以来一直是民心局的中心。上海崛起后，中心迁至上海，但仍被宁波港牢牢控制。

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大宅门》的原型是宁波施乐家族创办的北京同仁堂。同仁堂300年繁荣的秘诀在于它诚实而细致:虽然复杂，却不敢省力；虽然味道很贵，但我不敢减药；一切都是古老的，没有什么能掩盖真相。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有81家百年老店，其中宁波港创办的有13家，占16%。这些金色的招牌都是用“诚信”这个词做的。

“世界船王”包玉刚说:“商业道德比旧传统更好。”它必须有信誉和信誉。”当他出价购买香港九仓49%的股权时，他一夜之间获得了21亿港元的现金，这令人震惊。在回答记者关于此次事件的提问时，他只用了两个字:“信用”。他解释说:“总的来说，我的信用记录很好，银行认为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如果信用没有问题，那就很容易处理...当银行知道这一点时，它会自动贷款给我。”在包玉刚，“信用”值21亿！多好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余贤德教授认为，宁波帮恪守诚信的道德追求已经成为其内部的强大凝聚力。然而，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李伟博士说:“宁波人虽然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但他们来自自古以来就有“仁义之乡”之称的宁波，所以很少有普通商人勤奋好学，唯利是图。对那些好人来说，金钱并不意味着一切。它只是生存的工具，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进取精神的有效途径。”她认为，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是宁波港不仅能够站稳脚跟，而且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自主创新

要赢得一场商业战争，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宁波帮的勇气和善于自我创新是这个商业帮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素质的自我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人商会第一任会长张继民赴日创办了日本独立制药有限公司..他既不懂医学也不懂日语，但为了生存和发展，他拼命自学。我每天读9份报纸，听2个小时的广播，学习日语，学习商务，最后变得独一无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3年，张继民搬到美国发展，但他的英语水平很差，他不知道美国税法，所以他不能做生意。因此，他以“傻瓜”的方式从头到尾抄袭了《美国税法全集》，后来成为美国税法专家。

技术装备的自主创新。1970年，国外发明了“空气动主轴”,其生产效率比当时流行的传统技术高出几倍。陈一听到这个消息，香港的“棉纱大王”华庭，立即要求有人收集相关资料。经过仔细分析，陈华庭决定忍痛割爱，购买大量“空空气锭子”,以取代仍可使用的旧设备，从而跟上国际同行的步伐。这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陈就稳稳地在香港的棉纱纺织工业中位居第一。

产业自主创新。当他的航运事业如火如荼时，包玉刚敏锐地意识到“两伊战争”将导致油价下跌，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油轮运输。因此，他实施了“弃船登陆”计划，将业务重心从海上转移到香港，以低价出售大部分船只，并拿出资金进行陆上投资。1980年，他奇迹般地筹集了21亿港元，成功控制了九仓，占领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并开始建立其庞大的土地王国。后来他作出“登上空”的决定，突然从投资香港地下隧道“飞”到空，又投资国泰航空空公司，正是他的先见之明，不断创新熟悉的行业，完成了从海上到陆地、从陆地到空的“三重飞跃”,从而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他的事业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跻身于世界上数百名亿万富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