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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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中文文件夹中，有日本三重县久佐町久住寄来的明信片，寄件人松冈新在明信片上写了如下文案。

接受玉言再三拜读。 首尔每次来听广播，听到你队的战况，一定会担心大家的安危。 你的队伍如期进入了南都的信。 您的家人不胜感激。 笹浦君不幸受伤，住院养伤但没能入城，被勒住了脖子。 幸运的是伤口恢复得很好，近期可以再次参战前线，其实不幸中的万幸，有点安全。 希望今后各自珍惜，为君国效力。 12年1月6日

地址是“上海派遣军岛本部队野田部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收”。 “上海派遣军”隶属于“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司令官是昭和天皇的弟弟朝香宫鸠彦王中将。 “中岛部队”是中岛今朝吾中将管辖的第16师团，“野田部队”在以野田谦吾上校为连队长的第三十三连队、第三十三连队下辖3个大队。 “天野队长”是其中一个大队的大队长吗？ 还是大队下面的连长和排长，不清楚。 明信片是“十二年一月六日”、十二年系昭和十二年( 1937年)、“昭和十三年”( 1938年)的误记。

天野乡三明信片(正)南京市档案馆藏

天野乡三明信片(里)南京市档案馆藏

天野乡三“按计划进入南都”后，给住在日本三重县久佐町的松冈寄了明信片。 信中除了告知战况外，还有一个叫笹浦的人，笹浦在天野部队入侵南京之前受伤了。 从松冈行文的语气来看，天野、笹浦既不是亲属也不是教师，天野部队、三重县等字体似乎包含了天野、松冈系驻军军官和普通居民的关系。 为此，笔者特地访问了第三十三团在三重县的驻扎地，1972年发现了当时的第二大队重机枪部队领队岛田胜编纂的未公开出版的《步兵第三十三团史》。 这本书附有“干部编制表”，在名单上的各队长中，找不到天野乡三的名字。

阿莱达·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在《回忆空之间》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拷贝”( schrift )和“痕迹”( spur )的关系，她认为“拷贝和痕迹常常是同义词” 副本是以可视代码格式语言编码的，无法将副本定义应用于痕迹。 忽略痕迹和语言结合和符号化的所有符号特征。 尽管如此，痕迹作为不基于任何符号化的指针符号，可以用符号理论进行解读。 痕迹之所以能够置换代理表象，是源于模仿的和印刻的直接性”。 不仅如此，“通往过去的道路上有痕迹，和文案通往过去的道路完全不同。 因为痕迹既包含着过去文化的非语言表达——废墟( ruinen )、遗物( relikte )、碎片( fragmente )和碎片( scherben )，也是口传以前传下来的残渣( ber ren ) ”。 阿斯曼将“痕迹”作为文案以外的东西，与“文案”/“文案”置于双重对立关系，强调痕迹的意义大于文案。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面对当事人的不在、文案记载的局限性、口述回忆的虚实杂陈，阿斯曼的论述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根据阿斯曼的想法，明信片应该列入文案清单，而不是文案以外的“痕迹”，但笔者倾向于将明信片视为“文案”和“痕迹”之间的东西，从“文案”和“痕迹”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明信片留下的文字化的“文案”新闻有限，不足以说明其所指，作为“遗物”“碎片”，开放了阅读文案以外的新闻的可能性。

这张明信片附在一封叫陶保晋的中国人的信里。 陶保晋( 1875-1948 )，南京红卍字会会长，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曾担任江苏省议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陶保晋率领红卍字会开展救济工作的日本南京领事馆看中了陶保晋的名声，强烈要求其为“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 为了继续救济活动，陶被迫担任会长一职。 1938年1月1日，“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 10天后，身心痛苦的陶保晋自称有病辞职，获得病假许可。 月13日，陶保晋再次要求辞职，并在向“自治委员会”的辞呈中写下。

据家属称，住在市府路二十七号住宅前的军人出去了。 进屋一看，所有红木家具和衣箱、瓷器铜器和所有用品，约5000元，被盗空，但还在所不惜。 只内有佛堂一间，供奉着老祖乘书画像和历代祖先的神位、父母的遗像，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午集真经》、《未集经髓》等各种经典，在修道以来的16年间托付身心生命，是日中香奉祀者。 现在，所有的行为都被掠夺，听到悲伤的眼泪，悲伤的哭泣就像丧女一样，痛苦地不想活下去。 辞职静养的时候，又是这样非常痛苦，疾病利益加剧。

作为“市府路二十七号住宅前住军人”的天野乡三及其属下的士兵，在天野等地离开陶宅后，被遗忘的明信片明确了天野的身份。 陶继续写道:

这位天野是住在该屋的军人，可以请天野代替日本方面的军政长官咨询一下吗？ 这条经是否看起来像法宝，是否因为同文与信佛的关系，而被代替收纳？ 得到这个线索，如果能归还原物，内心稳定，病身痊愈，都是大德的恩赐。

陶保晋没有要求天野归还被盗财物——这是日军官兵经常做的事，他只是要求归还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件、照片等。 但是，特务机关回答说:“据天野乡三称，不提供名称。” 其实，特务机关不要问天野是否带走了陶家的东西。 不能见天野乡三。

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6师相继撤出南京。 22日，天野乡三所第三十三连队长野田谦吾卸任，24日乘船离开。 那天晚上，由于天野乡三和手下的士兵持续作恶，引发了事件，震惊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负责解决事件的饭沼守少将在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本乡(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引人，下同)少校来报。 24日晚11点左右，日本士兵前往美国人经营的农具店，用刺刀威胁店员，带着两名女性进行强奸，约2小时后将女性送回。 根据起诉，两名美国人被强奸的地方被一名女性查明后，隶属于天野连长和十几名士兵的宿舍，进屋调查后，天野收集了持枪士兵，相反殴打了美国人，被赶出了宿舍。 本乡参谋长得到报告后，赶到现场，进入连长的房间也不容易，隔壁房间有三四个支那女子。 (本乡)强行进入天野屋，天野正和女人同排。 她下床。 审问连长。 连长行使权力，带着女人来给钱，还让士兵们通奸。 为此，呼叫宪兵队长小山中校和第2大队(长)，第二天凌晨(部队)延期出发，继大队长调查之后，宪兵继续调查。

天野乡三和部下的士兵强奸了在美国农具店工作的中国女性。 26日，美国国民追问情况，他说:“天野召集持枪的士兵，反过来殴打美国人，将其赶走。” 本乡忠夫少校得报赶到现场，阻止事态恶化。 结果，原定于第二天( 27日)撤出南京的天野部队被命令原地待命，接受第2大队和宪兵队长小山弥中校的调查。

1月27日，饭沼守说:“小山宪兵队长、堀川新分队(天野乡三的继承人——引退者)长至。 调查天野中尉的概要”。

1月29日，饭沼守说:“小山宪兵队长到达，报告天野中尉和部下的事情，就事件(提交军法会议)听取军队的意见。 据此，将中尉以下的同宿者交给殿下，希望他向殿下报告”。

1月30日，饭沼守将调查结果记载为“天野中尉以下十二人被提交军法会议”。

逐条整理饭沼守日记，天野乡三隶属第三十三团第二大队，军衔为中尉，事发后被撤下连长，由堀川代理。

事件发生仅4天后，天野乡三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但是调查没有顺利进行，参与天野调查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步兵上校上村利道在1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宪兵报告说要调查天野中尉。 (他)不能有昨晚那么大的力量。 队长无能，不能操纵他。 告诉值班的士兵等待滞留。 善于钻研法律学士、律师、法网空子，对宪兵的提问，回答得很巧妙。 要求严厉处分。

上村日记丰富了关于天野的个人新闻:法学士、律师。 27日，由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天野发挥了律师的才能，开始进行辩护，因此负责讯问的领导费尽心思应对。 1月29日，第二大队离开南京，看也跟不上，天野反应强烈。 饭沼守日记中写着:“天野中尉被阻止出发，偷偷召来，像男人一样劝说，接受解决，然后让他回去。”

以上村子善于将天野“穿过法网空子”，对宪兵的提问回答得如何？ ”。 涉及天野被追究罪名的“罪名”。 饭沼守日记还清楚地说明了事件的经过，但关键是语言不太清楚。 例如，在日记中，天野因“通奸”而被追究罪责——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普遍实施的暴力，但也被称为“带女人来，给钱”，将暴力关系称为交换关系。 1月30日，天野案被移交军法会议，审判工作由军法务官负责。 2月15日，军法务官小川关治郎在日记中表示:“冢本法务官已经到达。 调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听到了关于天x中尉强奸的相当详细的报告。 虽然很难确认强奸的事实，但是必须追究对宪兵下士和尽职的军人的威胁”。 军法会议想通过“强奸案”来解决，但“难以确认强奸事实”是因为没有发现受害者吗？ 还是要追究日军占领南京后的集体暴力？ 不知道。 最后，天野乡三的罪名是“胁迫”宪兵和军人执行公务。

26日的事件开始于“天野聚集持枪的士兵，反过来殴打美国人”。 “被殴打”的美国人不是普通的美国人，而是美国新任驻南京领事三等秘书埃里森( john m. allison，1905-1978 )。 这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牧场的埃利森住在日本横滨，会说日语。 现在被美国政府派往南京，一定和在日本的经历有关。 埃里森被打后，除了当场抗议外，还接到了美国国务省的电话，美国国务省据此向日本帝国政府外务省提出抗议，“埃里森事件”( allison incident )成为国际媒体追踪的对象。 《纽约时报》28日以“交给东京士兵的外交官”为题刊登了文案，并附上了埃里森的照片。 29日，在饱受战火折磨的中国，《申报》(汉口版)第1版刊登了前一天上海中央社引用的路透社的文章，开始了对事件的跟踪报道。

被东京士兵打了一巴掌的外交官(纽约时报1938年1月28日)。

当事人是怎么说出事情经过的呢？ 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3卷《美国海外交文件》中收录了1938年1月28日美国国务院的信息稿，信息稿中摘录了27日和28日爱立逊发出的国务院电文。 这不是艾莉森核电站。 27日原电和正文主题的复印件如下。

一个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愤怒地用英语喊着“滚出去，滚出去”，把我推到了门口。 我慢慢后退，但在我没来得及出门之前，他打了我一巴掌，打了林查理一耳光。 和我们在一起的宪兵以适当的态度拦住了这个士兵，其中一个宪兵用日语说了“他们是美国人”等有效的话。 这时候，我们已经退到临街的门外了。 这个士兵一听就勃然大怒，嘴里重复着“美国人”，企图攻击离他最近的林查理。 尽管宪兵在阻止他，他还是撕开了林查理的衬衫领子，扣了几个扣子。 就在那时，指挥官出现了，他用无理的方法向我们咆哮。

埃里森的记述中，被殴打的人中有林查理( charles h. riggs，1892-1953 )，林查理也留下了对事件的记述。

用拙劣的语言怒吼，将爱立逊推迟。 我看着，停下来和埃里森一起站了起来。 然后士兵抓住爱立逊的胳膊推了他一下，但是爱立逊的背撞到了门，不能再动了。 士兵在宪兵面前，打了爱立逊一巴掌，接着打了我。 那时宪兵也进来了，他们以前和我们讨论过能否进入这所房子(没有提到进入院子的问题)。 然后，指挥官从房间里出来，向我们走来。 宪兵看到那个士兵的行为，抓住他的手臂，拉着他，让他走到路的另一边。 ……两个宪兵站在我面前，一个和他们争论的出租车兵站在他们面前。 一位领事馆警察对士兵说:“他们是美国人。” 这似乎激怒了他，他突然把他们推开，从他们中间跳出来，抓住了我的衣服领子。 他很粗鲁，把我的衬衫都撕了，解开了几个扣子。 宪兵抓住他的手臂，让我解脱。

埃里森和林查理的电文不仅叙述了事件的经过，还修改了日方记述语中不明确的地方。 原来，掌握美国领事和另一位美国人林查理的不是天野乡三，而是他手下的士兵。 士兵打了美国人一巴掌后，天野乡三走出大门:就在这时，指挥官出现了。 他用无理的方法向我们吼叫(埃里森语)。 然后，指挥官从房间里出来，向我们走来(林查理)。 日语文件将爱立逊的这篇电文翻译成“斯之内的部队指挥官以军官现挑战的态度向本官吼叫”。 天野既没有做美国领事也没有进行干扰调查，一定把责任推给部下的士兵，所以饭沼守为什么善于“像男人一样说服和解决”，以及上村利道善于通过法网空子，质问宪兵并巧妙地回答？ 但是，作为连长，部下的士兵引起了困扰帝国政府的国际事务，天野有不可避免的责任。 当时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震撼了国际舆论，“爱立逊事件”破坏了日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支那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据此整治了“军纪”，天野乡三成为肃清对象。 奇怪的是，惩罚天野乡三的罪名并不是掌管美国领事，而是“胁迫”日本宪兵和军人履行公务，作为事件源头的无名中国女性的境遇在美日政府和媒体的喧嚣中黯然失色。

1月29日，第三十三团第二大队在下关开车向东，30日，天野被送往军法会议。 这个将皇军丑行暴露在国际舆论上的中尉，从第二大队消失了，也从同样由第二大队岛田胜已编纂的《步兵第三十三连队史》中消失了，但他的故事还留在当时士兵的记忆中。 2002年，日本社会评论社出版了与松冈环采访的口述史《南京战: 102名寻找尘封记忆的前士兵的证言》，5名当时的老兵直接讲述了天野乡三的故事。 哲学家保罗·里科曾以“记忆、历史和遗忘”论述证词。 他认为，所谓的证词( témoignage )有两个特点，即基于所报告的事实，强调事物的现实性。 另一方面，根据本人的经验保证记述的真实性或证明本真性是推理带来的可靠性。 如果现场行为不涉及讲述者本人，讲述者所说的不过是新闻。 关于利科的划分，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细分。 也就是说，对“爱立逊事件”/天野事件来说，老兵的证言是第一个方面，是基于事关天野的事而想起天野的。 因为回忆者不在场，所以其证词必须是“新闻”——未知的证词，必须是证明或虚假的。 从“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现场的人的身份来说，退伍军人的回忆具有利科所说的第二个特点。 也就是说，回忆者不是天野事件的目击者，而是整个南京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所说的“事实”为理解天野事件发生的场景打开了历史语境的窗户。 让我们看看五个退伍军人的证词

首次出场的是野田典吾，1915年11月出生，隶属于第三十三连队总部。 1998年8月和2001年8月，野田接受松冈环采访时这样说道天野乡三。

那个中队是个问题很多的中队，不听野田联队长的话，(天野)被送到军事审判，受到军事处分。 当时的法官是陆军法务官岛津。 其他中队离开南京时，一个中队150名被阻止离境，无法上船，全部接受调查。 据说军队司令部发出了逮捕令。 我想军法会议在南京当地召开了。 士兵似乎被释放了，干部受到了惩罚。 天野乡三中尉的擅自行动，野田联队长束手无策，转为后备军，攻击紫金山，进入南京前，护送朝香宫殿下。 听说这个命令在攻击无锡的时候已经决定了。 在那里看起来很温顺。 天野乡三中尉太熟悉了，一团糟的家伙在二二六(事)属于皇道派吧。 京都被召集入伍，没穿军装就跑进了师部。 因为被提拔到了军部，所以志气变得很好，队长很为难。 天野中尉是在军法会议调查中被降为一等兵的人物。 我在战争中看过那个军法会议的正式文件。 法官的名字用毛笔写，上面印着红色的印记。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 因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所以也可以在留言板上看到。 那时还没有和美国战争，当时的广田外务大臣向美国进行了说明。 另一个道歉的事情是，他无意中击退了扬子江上的美国海军军舰，并和这件事一起向美国方面进行了说明。

天野中尉的罪状是强奸和破坏银行。 毁掉了银行，每个部队都干了哦。 一半是出于好奇心吧。 我想知道银行里藏着什么。 除了食物之外，不是上面的命令。 只是，上面不追究，所以我想晾也没关系。 天野中队的士兵说是按照命令做的，但那是天野中尉的命令，没有(野田联队长命令强奸和破坏银行)。

野典吾的回忆与天野本人和天野被惩罚的因果有关。 第一，野田对天野的总评价是“乱七八糟的家伙”，他说“军部提拔，擅长志向，队长有困难”。 政治上，天野是对帝国政府不满的“皇道派”，1936年2月26日这个派系的青年军官在东京发生了反政府的军事政变。 天野对帝国政治现状的不满也表现在行为上:“他在京都被召集入伍，没穿军装就跑进了师部。” 对于这样傲慢的部下，野田谦吾联的队长没有让他参加攻占南京的战斗，而是让他呆在南京东郊的句容县，守护司令朝香宫鸠彦王。 关于第二点，在第三十三团总部工作的野田典吾不知道天野在26日的“爱立逊事件”中被拘留，推测“天野中尉的罪状是强奸和破坏银行”。 野田典吾看了军法会议的处罚文书后说:“天野中尉是在军法会议上被审讯被降为一等兵的人物。”

关于天野性格的一些，野田典吾的回忆为网民提供了未知的天野，仅限于史料，其虚实仍在等待旁证。 另一方面，第二大队没有参加攻占南京是事实，因为在日军关于南京攻城战的记述中，第三十三团第二大队明确地写着“缺”。 关于第二点天野之罪，野田典吾的回忆是不正确的。 但是，天野及其部下进行的“强奸”是文案记载和以下口述中经常提到的不争的事实。 偷窃日军官兵在南京经常从事，也没有天野及其部下。 至于是否像其他日兵一样“捣毁银行”，这个暂时不用说。 最后，野田典吾看到《军法会议正式文件》将天野降为“一等兵”，这有点想起了差池，天野作为“嫌疑人”被免去连长一职后，有可能自动被降为一等兵。 这个文件可能不是来自军法会议，而是来自天野所属的连队或者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第二个出场的是德田一太郎，出生于1914年6月，隶属于第二大队。 1999年8月，德田一太郎接受采访时回顾如下。

在南京，8中队驻地设立了慰安所，是个坏人。 我听说宪兵进来是为了带天野中尉。 这是从士兵闲聊中听到的。 接着在南京期间，据说召开了军法会议。 接下来天野中尉怎么样还不清楚，但我听说部下的中士被降为一等兵回到了部队。 听说那个中队曾经在妓院。 因为那个中队当时是朝香宫的护卫，所以笑着说:“朝香宫有了不起的人护卫。”

虽然德田一太郎和天野同为大队，但正如文中坚持出现的“听”字所表示的，他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回忆是道听途说。 不过，“问”也有“事实”，天野系第二大队第八中队长、爱立逊事见证了第八中队确实存在类似“慰安所”的地方。 讽刺的是，士兵们暗笑着自己的司令“御弟”朝香宫鸠彦王。 与曾经隐藏在天野守护后方的司令官的第三个思念的人一起讲述了天野在句容上的恶行。

第三位回忆者是木本一平，出生于1913年9月，隶属于第2大队第8中队、天野的部下。 2000年11月和2001年11月，木本一平分别接受采访，留下了以下回忆。

由于朝香宫来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我们队和连长一起担任夜间护卫。 南京和句容相距几十公里，连大炮的声音都听不见。 虽然隐藏在战线后方，但报纸上写着“朝香宫视察第一线大本营公告”。 连长天野乡三中尉好像成绩比野田联队长好，因为是陆军大学首席毕业的，虽然是中尉却不听野田上校的话。 在护卫朝香宫的时候，也抱着女人睡觉。 在这里，天野对我的士兵说:“抢劫、强奸、放火、杀人、什么都做。” 句容上，一到晚上，分队人都出去找女儿了。 我觉得“做不了那么愚蠢的事”，所以没有出门。 那时，交叉的枪受到了什么打击而倒下了。 听着，天野大叫“是你啊”，走了过来。 因为我没有去找女儿，所以他很生气。 我以为这么说的话会杀了你。 那里有士兵大叫“有了，有了女儿”。 一听到叫声，天野心情好了起来，马上问道:“什么？ 有了！ 嗯。 ’带着讨厌的女孩，在士兵面前堂堂正正地说。 “调查一下，看什么？ ”。 自己抱着女人睡觉了。 天野每天晚上让士兵抓住不同的女性，有年轻人，也有当母亲的。 但是，让女孩睡过头后，放开她。

整个分队也是，进入南京后，被派去抓女儿。 16师离开南京时，分队的所有士兵似乎都被禁止离开，正在接受调查。 天野就这样被送到了军法会议上。 离开南京时，连长天野不见。 据说隔壁村的一分队的朋友在天野回到日本后，在东京发送了传票，接受了调查。 我听说他否认了一切，逃避了责任。

在所有回忆者中，木本一平与天野交往最密切，句容中在天野的带领下护卫着朝香宫。 木本一平就天野的回忆表示，这位通奸中尉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反复作恶，直到26日事件发生。 但是，关于自己的上司，木本一平并不知道，他和天野说:“他的成绩比野田联队长好，好像是以陆军大学的首席毕业的。 因此，云云虽然是中尉，但不听野田上校的话”，不正确，成为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否定证言不真实的根据。 另外，天野消失后，八中队的士兵不知道天野的下落，关于“逃避责任”的云云，也是不正确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另一位回忆者井上益男的回忆中。

井上益男是第四位回忆者，1915年6月出生，与木本一平同为第二大队第八中队，1998年3月、2000年5月、2001年5月分别接受了三次采访。

听说天野乡三中尉和野田三十三队长在陆军大学的同学中，成绩优秀，接受了恩赐的军刀。 所以，野田队长的话也听不进去。 据说天野连长被送到军法会议，离开南京时连长不在部队，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具体的罪状和判决书。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野中尉什么也没有隐瞒，什么都能做。 在他身边总是跟班，连长说的对，去找女人，去抢劫。 如果犯了抢劫罪，会被降级，工资会降到最低。 确实，我们离开南京时，被阻止不离开。 天野连长已经不在了，连队也没回。 不知道去了哪里。 在上海接受审判，似乎被判有罪。 听说天野中尉被降为二等兵。 没回中队，我想是被派到其他地方了，但是升职了。

据说接近南京后，连长命令说:“进入南京，允许抢劫、强奸、杀人。” 我们中队进入南京，放下行李，慢慢的时候，对士兵说:“你在干什么？ 快点偷吧。”

关于野联队长和天野连长的关系，井上益男的回忆与木本一平有相似的错误，同样也是历史修正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为什么部下不知道上司的事？ 关于这支日军的作战方式，野田长期担任第三十三连队长，但士兵之所以不认识自己的上司，是因为被暂时召集组合在一起，根据井上益男同为第八连队金田猛的日记，天野于11月1日被调到第八连队，还有其他补充兵。 因为二则天野推测上司对野田的傲慢，在日军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些士兵可能有两者。 除去谣言部分，强化了木本一平旁证和天野乃奸之徒的特征。

最后一个回忆者是南泰吉，出生于1913年7月，隶属于第三十三团第一大队。 他想起来了:

天野乡三中尉因进入难民区，被送往军法会议起诉。 我们不去难民区。 宪兵队会来看。 天野中尉带着x分队，擅自进入难民区。 带了12、3个人。 他们发给难民良民证，瞄准相貌出众的女性，说:“带她走！ ”进行检查。 到了晚上，一边喝酒，一边抱着女性。 又要征收物资啊。

只有强奸、抢劫、天野连长会做。 连长和军士。 连长工作之前，部下士兵趁连长不在，中午到市政府三浦中佐(第二大队长)处和良民证所领取。 听说不在的时候，军士也强奸女性，偷粮食。

据说军官中午中队长去连长连队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收集粮食，收集化妆品，给女性化妆，在队长回来之前就做了。 宪兵队闻到了这个，但是因此被(天野)逮捕了。

与野田典吾一样，南泰吉在5名回忆者中与天野关系最大，但对事件原因的描述非常准确:天野中队破坏了日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协议，擅自进入难民区，将女性带走施暴。 被害女性分别出现在埃里森27日电和饭沼守日记中，但事情的经过是1月6日，埃里森抵达南京后，马上被前来投诉的美国传教士包围。 1月25日上午，床位师在给爱立逊的信中说，一群带着薄臂章的日本士兵，闯入胡家菜园11号的农具店，用枪威胁店主检查身体，带走一名女性并强奸。 下午，床位师继续写道:林查理和我带着昨晚在胡家菜园被绑架的这个女人，小心翼翼地参观了她不得不经过的路线，她清楚地指出了三次被强奸的建筑物。 这座建筑物是金陵大学附近的小粉桥32日，埃里森电文中所说的天主教神父的家。

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宏大叙事相比，本文讨论的是鲜为人知的细节。 关于这样的细节，不仅局限于文案中记载的约束，也不能利用因果关系简单地联系已知的可见表象事实，如德塞都( michel de certeau )所说，通过事情遗留下来的“痕迹”攀登语义学的意义， 本文的叙述中，步兵第三十三团中尉天野乡三分别出现在明信片、埃里森事件和半个世纪后退伍军人的证言三个不同的场面。

第一个场景中，陶保晋家的日语明信片传达了所有者天野乡三的身份:上海派遣军岛本部队野田部队。 天野乡三离开后，陶保晋回家发现，天野乡三不仅掠夺了金目财产，不能带走的其他东西都将被摧毁，这证明了离开陶宅的天野乡三急于接近疯狂。 第二个场面“埃里克森事件”可以印证这一推测。 天野乡三所在的第八中队在撤出南京之前继续作恶，26日下午殴打美国领事爱立森引发美日外交纠纷。 在被送到上海派遣军设立的军事法庭“军法会议”之前，天野乡三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但得以留在陶宅。 29日，部下陆续出现后，天野激动不已，开始破坏陶器器物。 饭沼守日记中的“说服男人来解决”。 第三个场景是记忆/证言中的天野乡三。 五个回忆者都不是第二个场面，所以他们对第二个场面的回忆是道听途说的，但作为涵盖第二个场面的背景——“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对天野乡三恶的回忆是有个别性的——具体是指天野吗？ 这些在正史中关于天野乡三的记述中都没有出现。 秦郁彦编的《日本近代人物履历事典》中有一篇关于天野乡三的文案:天野乡三出生于1894年。 1915年5月陆军士官学校第27届毕业，同年12月担任步兵少尉、现役步兵第12连队。 1919年4月天野晋升为中尉，1923年12月退休。 1927年3月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系，进入近海邮轮企业。 1931年12月参加了高等司法科的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 1937年8月入伍，1938年1月29日在军法会议上接受审判。 1947年7月被重新注册为律师。 1960年日本律师协会(“日辩连”)纲纪委员。 他死于1964年

天野乡三留在了南京。 离开的第三十三团官兵反复争论，有天野乡三降一等兵、无罪释放等各种猜测。 实际上，天野被转移到上海，正如军法务官小川关治郎在日记中所说，因“威胁”宪兵和军人履行公务而被追究罪责。 3月30日，天野因“上司胁迫”被正式起诉，4月28日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在接受审判期间，天野乡三成功攻占南京，并于4月15日获得帝国政府的“叙正第七名”奖。 5月12日，陆军部发现奖状颁发给“犯人”时，匆忙协商取消，结果天野乡三失去了即将获得的“叙位”，到了193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