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移”决定中国经济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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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大势我一直在讲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关于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问题，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这两个大的转移，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由于这个事情发展得很快，现在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转移，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没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变成市民，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让他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居住在农村，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必须把大量的或者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但是在大转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房价上涨的问题，大家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房价会上涨，当然有很多很深层次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供应量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大概有2亿农民工进城，很多要转为城市居民或者一时转化不了城市的居民，也需要住房，这样就造成整个城市对住房的极大需求。另外一方面，2亿农民工在农村和原籍保留他们的土地和住房、宅基地，而且，这几年农村的住房不断地增加。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材料感到很震撼，从1997年到2006年，农村住宅用地增加了800多万亩，整个城市住宅用地增加了400多万亩，农村住宅用地一倍于城市的住宅用地。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农民进城以后，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过去对这一点我感到很自豪。我在国外演讲的时候就和外国人讲，为什么中国在农村向城市大转移的时候，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发展初期或者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进城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当时我讲中国有一个秘密，我们的农民进城以后他们还保留着他们的那份土地和那些房子，一旦他们在城市里面失去了工作岗位，他们又可以回到农村，农村永远是他们在整个大转移当中的港湾，也是我们中国政府为广大农民买的一个保险。他们觉得中国政府这个政策相当不错。但是，现在看来这份保险太昂贵了，造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建筑用地供应严重不足，这是造成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大幅攀升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如果农民不能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或者变相卖掉进城买房子，或者说城市和农村不能够采取某种机制进行土地指标置换的，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很难下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农村向城市转型就会受很大影响。 外国产业、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转移给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就业机会，但是，大转移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环保方面的压力。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对我们施加强大的压力让我们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后，承担更多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而且把它指标化。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把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同时，也把污染转移到了中国，实际上向国外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当中，今后真和发达国家较真儿进行谈判的时候，让他们赔偿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也就是说美国承诺减少1万个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中国要减少5000个，我们向你出口了多少纺织品、鞋，我们要把它换成这些鞋和纺织品，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发达国家必须补偿，我向你出口衬衫要付我钱，第二要付我排放二氧化碳的指标，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平衡谈判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制造业出口国，实际上承担了重大的环保责任，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给我们转移了大量的污染，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中国承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义务，那是非常困难的。这里面的谈判非常复杂，一件衬衫相当于多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这需要算出来，1吨焦炭是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标，只有把这样的出口产品转化成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以后，全球关于承担全球气候变暖这场谈判才变得有意义，中国才不会在谈判当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这都是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讲的。 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是两个，一是我们能否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里面来。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全球的产业源源不断再转移20年、30年到中国来。在两个大转移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新的情况，希望我们不断进行改革，不断增强我们对外谈判的能力和义务。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好或者对外开放也好，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经常举办这些论坛，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为制定新的改革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在对外的交往和谈判当中提供支持，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能够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得到提高。不然，中国会成为经济上非常发达，同时，污染全球的罪人，这种形象中国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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