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货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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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松

古往今来，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演变、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的文献很多。然而，据我所知，没有多少学者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明确联系起来，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逻辑、历史和理论联系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是本书的基本任务。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从锚定货币和固定汇率转变为非锚定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如果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恰恰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或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深刻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趋势和规律，成为理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核心环节。

这本书将1971年定义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具体来说，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绝不是任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彻底摧毁了人类货币体系与物质产品之间的最后联系，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法定货币时代和非法定货币时代。完全信用货币和无锚货币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尝试。

自古以来，人类总是渴望找到金钱的最终价值、终极价值或绝对价值，总是渴望找到金钱的“价值锚”或“稳定锚”。在商品货币、金本位、银本位、多本位等时代，商业银行或央行发行的纸币原则上至少可以与某些商品、黄金或白银进行交换，任何纸币都有最终的价值基础或锚。

完全信用货币或无锚货币将彻底摧毁价值锚。那么，钱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我们依赖什么作为货币发行的基准或标准？我们用什么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或原则？说到最后，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钱？人类有能力管理自己发明的信用货币吗？这些问题是当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哲学争论的焦点。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无锚货币或信用货币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经济体系。信用货币赋予主权国家货币当局操纵货币的巨大权力，赋予主权国家巨额赤字融资、债务融资和通胀税，并赋予主权国家监管货币供应、利率和流动性的无限可能性。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十个新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与具体的经济利益相关。

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彻底摧毁了固定汇率制度的基础，浮动汇率成为各国货币关系的主流趋势。汇率弹性不断增强，货币竞争日益激烈，主权货币、地区货币和国际货币并存，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套利交易大幅增加，国际货币体系跌宕起伏，危机频发。

最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最终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无锚货币或信用货币为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货币竞争和浮动汇率已成为全球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快速扩张的最强大引擎。

诚然，资本、资本家、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有着悠久的历史。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可以包括农业资本、垄断资本和其他资本形式)总是相辅相成、长期共存的。我们不能说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种资本形式，但我们只能说某一种资本形式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主导和主导的资本形式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系统运行的主要机制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商业资本是16-19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而工业资本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20世纪后期，金融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资本形式。

自然和人类事物的进化往往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过程。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金融资本(有时被称为盈利资本或虚拟资本)一直存在。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金融资本甚至支配和支配其他资本形式。史密斯的《国富论》讨论了如何尽可能地将所有社会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史密斯认为，食利者或食利者资本是一种非生产性阶级或非生产性资本。李嘉图和马克思对食利阶级的谴责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认为这是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托马斯·皮卡迪利，一位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以研究财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而闻名。2014年，他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一出版，立即在英国和美国引起轰动，成为罕见的畅销书。皮卡迪利认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核心原因是长期资本回报率大于长期经济增长率。长期资本回报率是指食利阶层或非生产性资本的回报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卡迪的结论类似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结论。然而，皮卡迪利没有深入讨论为什么R比G长？资本回报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的机制是什么？这怎么可能？].马克思还讨论了虚拟资本或食利阶层如何参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分配。1920年，奥地利学派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法亭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明确认为金融资本已经取代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导资本。

然而，这本书认为，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真正开始进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经济现象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本主义必须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最直接、最生动地出现的所有典型经济现象和特征事实。这些典型事实和独特现象包括:

1.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逐渐并迅速增加；

2.金融资产占所有资产或财富的比例迅速上升；

3.金融工具的数量和交易量迅速增加；

4.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进入了金融业；

5.金融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及其增长率大大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金融业精英阶层的收入跃居所有收入阶层的金字塔顶端，成为所谓1%最高收入阶层的最高收入，即成为公众批评的0.01%群体；

6.关键经济指标(利率和汇率)越来越脱离经济基本面，而是由金融市场预期和投机决定的；

7.金融业已经演变成一个自我循环的虚拟经济系统；

8.全球外汇交易量迅速偏离全球贸易结算需求和套期保值需求，成为与实际贸易无关的完全套利交易；

9.商品越来越成为金融投机或投机的对象，成为金融产品，其价格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

10.金融业和金融家对国家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加。“大到不能倒”甚至“小到不能倒”已经成为金融业新的救命咒语；

11日，央行的货币信贷政策跃居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退居第二位；

12.货币危机、汇率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迅速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有特色的事实。这些新现象以前从未出现过，或者至少从未如此集中和显著。在资本主义的数百年中，金融资本已经上升、扩张并持续了许多次，但它从未如此迅速地扩张过，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它的种类如此之广，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和深远。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和完全自由货币时代到来后，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增长(积累)机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一般均衡状态下，金融资产总量和实物资产总量应该相等，因为任何金融资产(股票、债券、贷款等。)必须与实物投资或资产相对应。两个值之间的偏差或差异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金融资产的价值从实物资产变化而来。例如，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可能远远超过或低于该公司所有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总和；其次，实物资产或投资的价值可能大大超过或低于金融资产的价值。例如，当一笔100万元的银行贷款被用来购买房地产时，其价值迅速上升到500万元。

因此，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总值(总市场价值)应该与实物资产总值协调增长(理想情况下，应该完全相等)，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不应长期偏离实物资产的价值。一个近似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价值(市场价值或现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根据这一指数，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达经济体真正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直保持高增长。例如，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80年的500%(5次)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1100%(11次)。 如此巨大的金融资产肯定不是实体经济创造的储蓄(个人家庭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结果或表现。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国的储蓄率一直在持续下降。

国民总储蓄率怎么可能继续下降，而金融资产却在高速增长？唯一的办法是货币创造和大规模债务融资或债务积累(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大举借债)。单纯依靠货币创造实现过度投资和消费必然导致金融资产恶性膨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及其破灭的金融危机(见本书第二卷附录中的经典案例分析《老约翰与密西西比泡沫》)。 (摘自新书《新资本》第八章)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当前反腐倡廉的总体形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