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下的制度缺陷与企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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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健康问题溯源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重竞争轻内涵发展的现象。然而，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下，企业健康更为重要。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重竞争轻内涵发展的现象。从现有文献来看，尤其是国外文献，还存在着强调企业竞争力而忽视企业健康的问题。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与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密切相关:经过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练，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企业制度和文化，因此关注与其他企业的比较和竞争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在投身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前没有健康问题。尽管如此，国外的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企业健康问题，但尚未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最多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在企业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正是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下，企业健康变得更加重要。

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这将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健康问题不仅有转型经济中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缺失的经济扭曲，还深受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导致新秩序不能满足需求，道德真理空的出现，这是中国转型经济中企业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下面将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健康问题的成因，同时反映一些企业的不健康现象。

经济快速发展的企业是不健康的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保持快速增长。众所周知，在复杂而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人体会感到很多不适应。如:精神压力大、目标混乱、体质下降等。如果监管不当，当它受到病毒攻击时，很容易导致不健康的健康。企业作为一个由个体组成的更加复杂的有机体，当外部环境发生快速变化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机遇创造了大多数企业的成长。客观地说，中国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自由残酷的大规模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多数企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的经验。一般来说，在初始阶段，企业的免疫力很差，也就是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尽管如此，企业还是取得了超出自身能力的成就。结果，在令人兴奋的创业初始阶段之后，在大浪淘沙后幸存下来的企业浮了上来:它们缺乏长期目标和长期投资能力；不重视资本利用和资本结构；经营管理缺乏计划和目标；投机意识强，风险意识差；企业内部组织建设无暇顾及；创业心态也经历了微妙的变化。当企业取得超过预期的成果后，它将势不可挡，自信心将极度膨胀。这些不健康的因素深深潜伏在大多数企业中，最终会摧毁企业本身。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激烈的竞争不能容忍企业仍然依靠市场快速扩张的机会，必须走内部发展的道路。竞争本质的变化要求企业要有正确的心态，不要手脚乱动，跑在别人后面；你不能环顾四周，畏缩不前。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做法，才能使企业早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另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的积累也受到时间的限制，尤其是无形资源的供给，尤其是人才。

一般来说，人的成长需要多种因素的协调，包括成长所需的营养，不断从外界获取信息以满足环境的需要，以及稳定健康的精神世界。如同人类的成长一样，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获取资源和信息，保持健康的心态。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客观环境所反映的信息容易被扭曲。在企业仍然缺乏深入分析问题本质的能力的情况下，企业很可能随波逐流，丧失一些基本的判断能力；面对大量的机会，企业可能不堪重负，忙于追逐利润，在逐利心态的趋势下，往往会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但是许多资源的积累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积累。然而，资源积累不足的企业必须加入日益激烈的竞争，营养不良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

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缺陷与企业健康

学者boisot用一个叫做“文化空”的概念来解释市场交易问题，即与交易相关的信息可以广泛地分散在各种关系网络中并共享，从而在此基础上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这在中国非常明显。中国经济之所以更依赖于所谓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规则和条例，有其内在的原因: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中没有非常稳定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一旦法律制度框架不能给予行为者在市场交易中充分的信心，他们就必须转向依赖基于个人权力、承诺和信任的关系网络。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包含在市场交易中。但每个人的印象都表明，西方市场的主要特征仍然是非个人经济关系。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清楚地反映了关系网络的特征，而且大多数领域表明，这种网络往往将企业与政府当局联系在一起。政府集团与企业在其权力范围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来操纵的，并通过市场运作的出现来反映。一些企业在获得各种特权的同时，必须向地方政府支付“管理费”，以获得资源使用权和政治保护，这促使企业管理者更加重视个人与特权阶层之间的联系。这种互惠的人际网络，甚至包括双方的责任，被称为“关系”。在此基础上，许多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关系”的相对可及性使大多数企业快速而敏捷，专注于短期而快速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企业往往忽视了内部战略资源的培育，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拖着残缺的身体，却在思考如何战胜对方，使自己病入膏肓，最终无法生存和发展。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交易的完成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合同的其他方面。然而，过分强调其他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企业的某些方面有所体现，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企业的健康问题。

宗法制度下的企业是不健康的

由于社会制度和传统总是有着深刻的连续性，有理由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宗法制度的影响。早在封建时代，中国就有高度组织化的市场和良好的商业惯例。在封建时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已经渗透到城乡之间，形成了组织交易和商业运作的基础。传统的制度体系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它在中国目前以市场为导向、行政支持的贸易网络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市场条件下的分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个性化订单系统。然而，现行制度下的不可控部分仍然需要通过个人之间的相互调整和协商来完成，也就是说，它仍然保留着封建制度下的宗法色彩。

在英语中，国家的概念通常由国家、民族和国家来表达，它们都意味着地区或国家。在汉语中，国家包括国家和家庭，是地区、国家和家庭组织的总和。诸侯称国，大夫称家，有句话说:“天子立国，诸侯立家。”无论如何，它是周代宗法制度和等级分封制的产物。封建制度废除后，“国家”一词被合在一起使用，但它仍然包含着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关系。在董仲舒看来，儒家的宗法国家理论甚至带有“天命”的色彩。他提出“君、臣、父、子、夫之义，皆取阴阳之道”，以及“王道三原则可求天道”。这进一步消除了家庭，家庭和国家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和谐。在中国封建社会，孝顺妇孺、厚德载物的伦理观念所确立的家庭关系，是忠君、忠臣、仁政的民族社会关系的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位和国家的同构体。(引自金官涛、刘庆峰《繁荣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有一种自然的关系倾向。关系主体可以利用宗法制这一同构的中间层次，极大地扩展其管理和控制个人的能力。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往往依靠宗法制度来控制个人行为，甚至家庭也有一定的执法权力。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来说，宗法制度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因此，家族信任自然成为企业信任的核心，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甚至企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都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同时，传统文化中长期的官本位制度导致了全社会的企业意识过于淡漠。相比之下，晋升为官员是一种强烈的愿望。

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缺陷与企业健康

从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依赖于制度和市场的作用。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为市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因此，大多数观点认为产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也是中国企业发展体现出一些独特特征的原因。虽然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参与市场交易和享有财产自主权方面有明显的差异。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构成了网络交易。在转型经济中，中国的产权和交易基于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实践网络，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增长伴随着自身难以忽视的缺陷，这自然导致了企业的健康问题。

首先，根据主要的交易方式和产权，我们根据nee(1992)的分类将中国企业分为三类:非市场型企业、市场化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非市场企业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政府通过委托控制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主要通过政府自身的再分配机制来实现。这些企业在石油、化工、能源和钢铁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政府已将权力下放给企业，但这类企业继续依赖更高级别的代理人来获得计划资源；市场化的非民营企业是指不在中央计划之内，但不同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获得计划资源的企业。集体企业是这种企业的典型。一些集体企业，特别是小乡镇企业，几乎完全实行市场经营，但同时，它们又不受许多政府的控制。他们与地方当局保持正式联系，并有权获得某些资源；在第三种制度中，经济权力被授予企业。当然，由于缺乏稳定的制度程序(尤其是法律)来管理经济关系，经济权力的分散只是有限的。同时，这些企业不能享受与非民营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如融资困难。因此，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保持小规模。为了弥补这些不足，许多私营企业寻求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联系。当市场体系不能满足保护需求时，他们必须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寻求其他保护方式。中国的三流企业也没能在代码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企业的产权。在快速增长的经济部门甚至私营企业中，所有权至今尚未明确界定，地方政府在企业经营中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支持和监督作用。承包制下的国有企业也受到权力的影响。管理者的权力更多地来自与权威的讨价还价，而不是系统本身。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结盟获得投资许可和税收减免。虽然这种联盟被认为是减少了企业对中央权力的依赖，但它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种企业运作模式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地方政府能合理使用它的权力吗？企业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成为政府机构腐败的受害者。受这种不平衡心态的刺激，企业家精神和行为健康无疑会受到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