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教授教你怎样读《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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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举办了“如何阅读通鉴”讲座。 本文是讲座的复印稿。

过去出版的《资治通鉴》指南有三本。 第一部分是崔万秋的《通鉴研究》，第二部分是张徐侯的《通鉴学》(初版署名《张须》)，第三部分是柴德赞的《资治通鉴介绍》。

上述三书的《通鉴研究》于1934年8月出版(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上)。 《通鉴学》于1948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资治通鉴介绍》于1981年10月由北京求实出版社出版。

《通鉴研究》和《资治通鉴介绍》这本书各有特色，但都有点单薄。 虽然开始读很简单，但是稍微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相关问题的说明不充分。 与这两本书相比，张徐侯的《通鉴学》是目前我见过的论述最详细的《通鉴》的指南。

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怎么读《通鉴》？ 关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在张徐侯等人已经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证明普通非专业网民应该如何入门，也就是如何接近《通鉴》，如何进入《通鉴》一书。

《资治通鉴介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历史学著作，甚至可以说是一本辉煌的历史书，正如俗语所说，曲高寡母，好的并不适合越来越多的人阅读。 至少只要有人读一次，就不是能快乐读的书。 在我看来，《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据司马光协助修理《通鉴》的第一位助手刘恕的儿子刘开仲介绍，司马光本人亲口说过当时的人对这本书的态度。

光修《通鉴》只是王胜之一读。 别人都没读，已经睡不够了。 扬子云:“子云被后世推翻，《玄》(德勇案:应指扬雄着的《太玄经》，司马光推荐这本书)不会被废除。 ”。 方今《春秋》还没有废止，情况是这本书吗？ 我只是在享受余生。 (宋刘羲仲《通鉴疑问》)

对于真心学习的学者来说，读书是要做学问的，最应该避免故意做高深的事。 就像刘开仲开云一样，司马光写了这本书，但其《用意遥远，不寡闻浅见道》(宋刘开仲《通鉴疑问》)网友不多，作者写得不好，司马光在这里说的，是老实人，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柴德赟解释说:“因为这与科举考试无关。” 从前，人读书是为了诗、作词、应试，他看《通鉴》干什么？ 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未必合适。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举考试的功利目的只决定人们看不看，不可以让网民做“看不完篇”，相信“已经没睡了”，让他试试书《金瓶梅语》吗？ 科举考试也没有考过这样的“淫语小说”，但是很多人很感兴趣。 至少在最初的展览会上，很多人从来不犯困。 道学先生们可能会说《金瓶梅语言》太不认真，或者纯真地说不知道那是什么书，所以即使试着改一本堂堂正正的历史书，改成太史公写的《史记》，也“读不完，读不完”

网民难以接受的理由是“资治通鉴”的体裁不适于正常浏览。

《资治通鉴》严格按照史事发生的时间经过记录了那件事，因此被称为“编年体”史书。 历史是时间的科学，但这种体裁史书最大的优点是时间脉络清晰。 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像《春秋》一样，只用很少的语言记载了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其最简略者如秦的史书《秦记》，甚至《不载日月》(《史记六国年表》)，就是这种状态的编年体史书

之后，出现了在《春秋》这种枯燥的“骨”上增添了许多“肉”的《左传》。 记录的史事细节一多，前后发展的过程就丰富了，其缺陷就开始显现出来。 这是一件很大的历史性的事情，前后往往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在编年体中断断续续地记录其发展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两件以上的事情并行发生，发展迅速，相互交织，使得网民在浏览的过程中难以连贯地掌握一件历史的经过，可以说许多历史事件处于零散状态。 因为《左传》的篇幅毕竟还有限，这种缺陷也还不十分突出。 另外，《左传》与《春秋》不相容，实际上等同于有纲有目，这样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个缺陷的消极影响。

司马光撰着的《资治通鉴》，由于记载的史事大幅增加，而且其纪事中也没有设定纲级的划分，这样的缺陷非常明显。 一件事是，刚看到一个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八杆子打不着的其他几个事项，然后出现在网民关注的事情之下，之后还有许多无关的其他历史事情，有多长远。 面对这种叙事形式，除了个别小部分特别专注于历史研究的人之外，看着看着就呵呵哒，应该是必然的事件，有些也不足为奇。

但是，《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着作，其最大的亮点是通过细致的应试，比较清晰地排列了各重要历史事件前后的时间顺序。 对于最有名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和《汉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这样的纪传体史书中，不同纪传之间记载的相关史事，其前后的时间关系相互交织，浏览时线索往往不明确。 司马光消费的巨大心力，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核心，将这些散乱的纪律性，按同一时间顺序总结，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迅速发展的经过，是一项非常大的工作。 这本书为我们阅读历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那么，应该如何利用《资治通鉴》这本书呢？ 在此，我想向大家推荐根据《通鉴》改编的书——南宋人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 我建议先从这本《通鉴纪事本末》开始。

据《宋史袁枢传》记载，袁因“经常唱司马光《资治通鉴》，折磨其浩博”，重新“区别贯通其事，号为“通鉴纪事本末”。 其实如上所述，《通鉴》鉴于年月日纪要带来的不便，另行创制新法，以战国初年的《三家分晋》至最后的《(周)世宗征淮南》共二百三十九件史事为标题，依次总结了与《通鉴》相关的原文，因此 实际上，这是一部连贯、首尾分明的《大事记》，不用查前后就可以通读一遍重要的史事始末，所以袁氏把书名称为“通鉴纪事本末”。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史书《自汉以来，纪传、编年两法除互通外，但纪传的法或题看多篇，宾主不分。 为了编年史和事件放了越几卷，首尾难长。 袁氏:枢自己出新口味，为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分门径，按类编排，每件事各有详略，自己作为头条，每篇年月，自己首尾。 ……几千年的事迹、经过很明确，节目很详细，前后的始末很清楚”。 这样的评价很好地反映了《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在史书体裁上的独特特征。 如果改变立场，更明确地表达《通鉴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这本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的复印件。 字句只是司马光的原话，袁枢只重新编排了司马光这个词，可以说网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所有文案都出自司马文正公之手。

对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越来越多，张徐侯在《通鉴学》中已经有了具体的描述，网友可以自行检查阅读，无需再赘言。 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崔万秋、张嘎侯还是柴德赞，尽管这些老师对《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评价很高，但他们的学者们还是把袁枢作为阅读司马光原作的先行读物。 对于积极推荐这本书作用的柴德赞，也只是因为《通鉴纪事本末》被印刷出来，给了读《通鉴》的人很大的帮助。 如果遇到相关的二百三十九件事件，就不用看《通鉴》，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行了。

如上所述，柴德赞的这些话只是在一次演讲中迎合特定受众的口味而言，并不是特别严谨的学术表现，他所说的“不需要看通鉴”，应该是社会普通网民，不是中国古代史的专业研究者。 尽管如此，我的想法和柴德赟先生的上述看法有本质的不同。

我通常建议，非专业人士要浏览《资治通鉴》，首先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始，分开来说，首先基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

第一，在直接浏览《资治通鉴》之前，人们对这本书有一定的了解，通常只是中学教科书编纂的片段，或者是普及性《通鉴》的选书，但这样接触到的《资治通鉴》的复印件，通常以前文提到的书为叙事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接触《资治通鉴》的原文，网民眼前必然混杂着杂乱的景象，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我建议先看《通鉴纪事本末》，觉得这本书在两个方面，为这些网民提供了铺垫，或者架起了上坡的引桥。

另一方面，通过浏览这本书，《通鉴》中记述的战国至五代历史的迅速发展过程中有一条主线。

现在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知识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体系。 该人系强调，一些公式所希望被人们接受的概念、抽象的东西、明显占很大比重，但对于具体的历史却重视不足。 凭借这样的知识储备，突然浏览了《隔着事情越过几卷，首尾不正常》的《资治通鉴》，得到的印象是支离破碎，无法死亡。

如上所述，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历史，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主要脉络，而《通鉴纪事本末》所提到的就是这主要脉络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因此，阅读《通鉴纪事本末》，网民对《资治通鉴》的主体文案有大致的了解，脑海中有较为真实的语境。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浏览背景下，网民在《资治通鉴》书中表面看似零散的文案，只要静下心来慢慢浏览，就容易看到各种历史活动前后的连续和不同事项的相互影响。 重要的是，所有网民都必须明白，自己在浏览的过程中必须慢慢寻找，静静地思考。 这样，读“通鉴”，就能理解“通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我听人说《资治通鉴》很有名，不是说《资治通鉴》写得很好，而是买一本就能马上看到。

总之，我认为《通鉴纪事本末》几乎是普通网民浏览《通鉴》所需的阶梯。 只有先读《通鉴纪事本末》，才能读《资治通鉴》。

这个看法不一定妥当，仅供大家参考，关于这个看法，我想补充证明一下我通常对相关问题的认知。 初学者无论学习什么样的知识，都希望在专家的帮助下提供指导意见。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化越来越细，这种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但是，在提供指导意见的专家方面，所给的方案往往不一致，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 学问是一种方法，出现这样的差异本来是正常的事情。 在这里我想证明的是，在谈论学术做法和读书路径这一问题时，也许可以将提供这些指导意见的专家分为“正直派”和“高调派”两大派别。 正如名字所示，大家都明白我说的这两派是指什么意思。 我想成为“诚实派”。 说实话，看起来像土，但那是真的。

在如何阅读《通鉴》的问题上，接下来我想谈谈如何合理利用《通鉴目录》。

司马光编撰了一本叫《资治通鉴》的书，还另修了《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这个“目录”也被称为“通鉴”的“大目录”。 司马光用自序证明了其编纂理由说:

模仿编年书、杂记中的各国，参差不齐，今司马迁年表，按年经和国纬分列。 另外，故事的主体，如果太简单的话，就无法圆满，如果太麻烦的话，就没有道理，也很难理解。 抓住了这本新书的要点，分散在其间编成了目录。

清官修《四库提要》概括地阐述了这本书的优越性。 “其法年历经国纬，其岁阳岁名在上，各标《通鉴》卷数在下，又在刘羲长的历史气朔闰月和列史记载的七政之变上，摄影书中精要的话语零星可见。 ”也就是“大事年表”，实际上每个历史时期的写法都不同，会根据不定期期的优越性而发生变化。

司马光

这部《目录》现在很少有人浏览和查阅。 中华书局订购了校本“通鉴”，这个“大目录”也没有一起印刷，这也可以说是中华书局订购校本“资治通鉴”的一大缺点。 但是，过去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书都很容易找到，想浏览一下，但并不难。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代人一般认为它并不直接对研治史事有帮助，对报考历史事有帮助的是司马光和《通鉴》，编的另一本辅助书籍《资治通鉴考异》。 但是司马光编纂《通鉴》是重要的技术原因之一，历史学家受历史书篇帙繁博的干扰，无暇“举大概”(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引言)，而《资治通鉴》成书后，卷帙已有300余卷。 浏览准备检查的《通鉴》时，最好还是把《资治通鉴目录》放在手边，可以和它一起读。 这正如张30;侯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张淑侯老师还指出，司马光在《通鉴》正文中表示:“天文现象不完备书，书在《目录》中，这也是网民需要观察的重要事项(司马光这种方法本身就是所谓的“ 但是，这里强调重视这个“大目录”。 此外，还有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不仅容易寻找特定的复印件，如果通读《通鉴目录》，也有助于通贯认识历史的趋势。 《通鉴》的纪事，从战国持续到五代末，有些事项杂乱无章。 浏览《通鉴纪事本末》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这段历史的大势，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单位，实际上严重偏离了《通鉴》本身的车辙，而《通鉴目录》相当于《资治通鉴》的浓缩。 因此，看《通鉴目录》可以帮助网民追寻历史在时间轨迹上前进的脚步，得到的印象就像随时间扩展的大脚印一样，两个脚印之间的空文件变大了一点。

关于司马光每年取舍史事，通过直接体现司马光的看法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例如，匈奴泥王太子金日磾能进入汉政治枢纽，其身因亡官，养过汉庭马，武帝带着后宫游宴观看，当时“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拴马过殿下，不偷。 被孙磾一个人”，引起汉武帝的观察，要求适当的回应，拜马监，从此道晋升，被武帝花了一肚子。 由于金日磾遵守规则不乱偷看，引起汉武帝观察这件事本身，无论是武帝一朝，还是西汉整个历史，都无关紧要。 司马光在《通鉴》的正文中特别写道，胡三省认为这是“为金氏而显贵张本”。 但是，这件史事在《通鉴》中只是附着在泥邪王降汉事之下，并不引人注目，但我们读了《通鉴目录》后，在元狩二年栏下，继《泥邪王降》这件大事之后，又出现了《金日ఖ牵引马不盗视》的纪事。 这暗示着司马光如此重视那个人，其理由相当有趣。

由该事例可知，在浏览《资治通鉴》一书时，必要时参照该《通鉴目录》，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司马光的主观价值倾向，也不会被其观念所左右而错误认识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