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北平之行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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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度过27个月后，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农业文明”的世界文明史结构图。 同时判断基于治水文明产生的“东方社会”遵循着普遍的、不同于社会迅速发展的直线结构的“停滞”动力学。

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运动、工人运动的高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开始向东转移。 1925年，“五单位运动”以及随后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工人运动，给了欧洲左翼革命家很大的鼓励。 德语版《红旗》( die rote fahne )志文艺的德共党员卡尔·奥古斯特·怀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 )是第一本关于中国的单着《觉醒的中国》( das erwachen de ) 虽然1925年展现了中国真正的觉醒，但这不仅仅是一国的觉醒”。 魏特夫此时解体中国社会的目的是“搞清楚造成中国过去和现在命运的社会经济原因”，呼吁欧洲工人团结起来，“从源头上切断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武力侵略的可能性”。 其早期代表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chinas，1931 )在欧洲和日本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誉为“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以来， 但是，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 oriental despotism，1957 )中，魏先生的态度明显逆转。 他指出，在以大规模治水工程为基础的水力国家(或称为东方国家)，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就不可能自发地兴起商业和工业社会。 另外，马克思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1853 )中认为“热切地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作用的力量”。 因为水力国家的社会机制“具有无与伦比的自我永恒的能力”。

中外学术界以往对魏特夫的研究，集中在对他后期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上。 本文旨在考察魏先生在早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发生的思想转变的过程及其背景。 调查范围仅限于1926年至1938年间，即魏先生首次参与中国研究行业，他的《东方社会论》正式酝酿了这一期间内的言论。

从中国革命论到中国社会论

卡尔·奥古斯特·怀特夫( 1896-1988 )出生于德意志帝国下萨克森州的小镇沃尔特多夫( woltersdorf )，是当地乡村教师海因里希·威特·福格( heinrich wittfogel )和他的第二个 在当地有名的吕内堡文理高中读书时参加过“候鸟运动”( wandervogel )，曾成为吕内堡地区的运动领袖。 从1914年开始，魏特夫在莱比锡、慕尼黑、柏林、罗斯托克等地游学，活跃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左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 在1918年的“德国11月革命”中，魏特夫选择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随着1920年该党的分裂重组，魏特夫成为德国共产党的一员。

青年魏特夫

魏特夫本人多次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中国的有趣之处最初来源于“浪漫”的爱好。 他于192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师从汉学家孔好古( august conrady )和何可思( eduard erkes )，后一年搬到柏林，因此魏在以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研究为中心的欧洲以前是汉中首屈一指的 但在关心德共内部和时局的德国左翼思想家中，他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 “五学分运动”在上海爆发后，包括朱德在内的几位留德中国学生参加了柏林中学举行的共产主义学生大会，他们因发表激烈的反帝演说而被当局逮捕。 魏特夫回忆说，他与德国纺织工会主席魏司( fritz wei )和几位左翼同志一起赶到警察局请愿，释放抗议的中国学生。 魏先生除了当时经常为德语版《红旗》杂志等刊物投稿的廖焕星先生外，首次与中国人进行了近距离接触。

为了让党内同志尽快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德共中央推进部部长温尼茨( josef winternitz )找到魏特夫，请他写一份三四十页的小册子，整理当前的中国革命问题。 但最终贴上标签的不是小册子，而是近200页的著述。 这个名为“觉醒的中国”的政治推进材料，成为魏特夫第一次系统解体中国社会的尝试。 这本书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综合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魏先生驳斥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否定了建立在精神论基础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 而且，他还纠正了来自欧洲人对古代中国常有的几点道听途说的误解，如将科举制度视为“民主制度的萌芽”，将中国人视为“天性爱和平”等。 他再三强调，必须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一切表象背后客观物质的原因。 此外，魏特夫在这本书中表达了对600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深切关注。 他引用欧洲工商界人士在中国的见闻，揭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悲惨的生存现状:他们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工会组织也不是其维权。 他们过着工资低廉，收入无法支出的生活，在外资工厂很快就受到人身侮辱。 魏指出，1925年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不同。 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集聚的现象，而中国无产阶级忍受着少数公司垄断大机器生产带来的普遍贫困。 这和十月革命前夕的俄罗斯很相似。 他认为，“苏联模式”是解放中国产业工人的唯一选择，中国无产阶级将逐渐远离阿姆斯特丹国际，成为与苏联密切的盟友。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意识形态的干扰，魏先生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非常粗浅。 例如，为了强调“辩证唯物论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快速发展的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中国社会”，魏特夫将战国末期的秦国与1800年前后的法国、1920年代的苏联进行了类比，这三者之间的历史空之间的相似性， 而且，支持新制度的国家随着势力的扩大，向边境以外的地区宣传进步思想，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和应对，将社会变革推进到更广的范围。 他甚至声称“秦始皇是中国的拿破仑”。

在当时的欧洲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魏著受到了包括左翼学者卡尔·拉迪克( karl radek )、何可思、卫礼贤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好评。 从这本书脱稿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魏特夫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为德国左翼杂志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时事评论。

在随后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与中国》文章中，魏特夫强烈谴责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干预，认为这种干涉是阻碍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民族统一和文明社会秩序建立的最大原因。 他再三呼吁欧洲产业工人认识到声援中国革命本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在欧洲本土扼杀帝国主义的干预势力。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魏特夫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寄予厚望。 他认为，在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国民党实现了将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学生等具有不同阶级意识的人聚集到较为有效的力量上。 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奠定了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基础。 魏在早期的著述中对孙中山评价极高，把国民党从1924年1月开始的改组、容共，视为孙子思想在后期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靠拢的征兆。 那时，碰巧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鲁宾斯坦在1927年2月召开的布鲁塞尔反帝同盟大会上找到魏特夫，委托了德文版的孙中山选集，魏先生欣然答应。 此前，苏联国家出版社于1926年编译出版孙中山选集，收录了《建国方略》、《伦敦蒙难记》、《我的回忆》等1922年以前的著作。 魏在给德语版投稿时，为了“明确孙中山的思想轨迹”，加入了6篇俄语版中没有的演说，写了长达150页的序言。 1927年魏特夫说，孙中山是正在觉醒的亚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反帝革命的最有力代表。 他超越了争取亚洲自由革命的第一阶段，突破了单纯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界限”。

魏特夫对孙中山思想的解读，决定了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新成立中央政府，统一战线面临破产危机时，魏特夫于1927年5月至1928年1月在德共的理论刊物《国际》上发表了5篇社论，分析预测了中国革命的动向。 宁汉分裂后，汪精卫最初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继续革命，此时魏称汪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继承人”，对汪的亲苏角度大加赞扬。 但是，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武汉国民政府也于7月16日发布了限制共产党员的训令，大革命进入低潮期。 魏一相反是以前对汪精卫的褒奖，在《国际》杂志1927年12月8日开始连载的长篇评论中，称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三人为中国革命的“背道而驰者”，分析了三人造反的背景和原因。 魏认为，蒋作为民族工业资本的代言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分开是必然的结局。 风水之所以支持革命和镇压革命的行为难解，是因为其战略并不是基于确定的阶级利益和明确的政治路线。 风水的本质是割据军阀，其目的只是获取权利。

但是武汉为什么在1927年夏天向右倾斜呢？ 这个问题对魏先生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有重要意义。 魏特夫认识到谭平山等人认为罢工造成的损失使国民党左派右倾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 他认为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反对国民党左派，即“拥有土地的城市资产阶级”。 他发现，要准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方向，首先必须明确西方社会不存在的“拥有土地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产生这一阶层的历史社会原因，明确中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和地租修改形式的优越性。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

这时，魏特夫转入法兰克福大学。 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首任所长格律恩堡( carl grünberg )的指导下，他计划写一篇关于德国农民和农业快速发展的博士论文。 由于1927年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魏先生决定放弃当初的计划，投身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行业。 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同年夏天，魏先生前往了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研究所和位于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 他在秋季满载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回到法兰克福时，魏先生向领导人格律恩堡吐露了他撰写中国社会经济史综合巨著的计划。 事实上，怀特夫此前曾发表过关于这个行业的学术论文。 早在1926年，担任海德堡大学社会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埃米尔·雷德托·怀特夫为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撰写书评，李炳华于1921年出版的英语着作《中国经济史》(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conce )。 在魏先生长达46页的书评中，他首先批判了20世纪初期欧洲汉学严重的“偏食症”。 这是对古典语言文学、哲学的过度热衷和社会经济史行业的孤立冷漠。 魏先生称赞李著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历史过于理想主义化的趋势。 但是，他批评李著缺乏系统的做法论，全书成了与内在无关的史料罗列。 魏特夫认为，真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农业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王朝兴衰规律等影响中国历史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另外，还需要回答马克思·韦伯提出的著名问题。 为什么手工业和商业资本发达的中国，没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魏先生继续强调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生活是“快速发展”而不是“停滞”，采用了马克思所谓的“亚洲生产方法”的提法，但对此做了一些修改。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与自然关系不变的情况下’自我再生。 但是，如果断定它“停滞”，那就是一种谬误”。

为了撰写遵循唯物主义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魏特夫首先观察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过程的规制作用。 在1929年发表在共产主义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上的《地理学批判》一文中，魏特夫尖锐地批判了广泛分布在欧洲学术界的东方人种论，批判了东方社会的工业资本停滞、政治独裁。 魏氏强调“任何一种历史记述都必须从自然因素的规制作用出发”，但他的角度与当时风靡德国学术界的地缘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 魏特夫认为，地理因素并不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政治行业，而是间接地、通过人类的劳动过程发挥作用。 他引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的原文说:“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相遇、决定、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 对于人类生活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魏特夫提出了富有辩证色彩的解释。 他认为，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劳动类别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 例如，劳动者的生理优势、种族特征、国民性是自然方面的特征，劳动者所具有的技能、知识、劳动熟练度是社会方面的特征。 人类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除了机械、农具等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工具外，还采用了土壤肥沃度、农业中降水、风能、热能等自然直接的生产工具。 这一解释为了解亚洲农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奠定了基础:与欧洲封建时代粗放的耕作方法相比，在广阔的亚洲大陆，天气和土壤特点使人工灌溉和有计划的用水成为农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果水资源的管理和管制集中到一定程度，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会朝着亚洲独裁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吧。 在这篇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论文中，魏特夫没有具体论述治水地区间合作是如何迅速发展成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政体的核心问题。 对“亚洲”社会结构和快速发展轨迹的实证分析，见于1931年他标记的《中国经济与社会》。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这个副标题是《尝试巨大的亚洲农业社会的科学解体》的巨着，篇幅近800页，作为第三卷收入格律恩堡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丛书。 事实上，本书只是魏特夫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拆解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过程、流通过程。 由于魏先生不久前在瑞士边境被秘密警察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该拆除上层建筑的第二部分一直为世界所未见。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出版后，在欧洲学术界受到好评。 卡尔·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 )称赞说:“以洞察和模板雕刻般鲜明有力的记述，完成了目前最优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综述。” 该著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魏特夫考察了中国人的种族特征和决策生产格式的核心自然要素——土壤、气候、水。 黄河及其直流河谷地区，由于丛林少，容易开垦，断定最初的人类在这里定居，形成了早期的文明中心。 黄土高原地区降水呈现夏季过多、冬季不足的状况，加之黄河奔流时带着大量泥沙抬升河床，夏季降水经常引起黄河和支流的周期性泛滥。 根据鲫鱼禹治水等上古传说，魏特夫评价说，大型治水工程很可能在夏天已经出现。 降水多寡和降水时期、有无河流和地下水，已成为决定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的最核心因素。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过程概述》中，魏先生首先利用大量篇幅，强调了水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在以稻米种植为主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如江苏、广东、福建、安徽等省，为了提高土地生产力，将双季稻变为三季稻，农民必须保持土壤湿度，挖掘灌溉渠道。 但是在甘肃、陕西等黄河流经的省份，第一作物是适合半干旱地区耕作的麦子和黍，当地的首要任务是治水而不是灌溉。 黄河多沙多泥，决口频繁，周围地形平坦，一旦泛滥，灾情就不太受控制。 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治水工程的规模远远超过单独村落的组织能力，必须在国家一级统一管理。 与治水工程庞大的规模相反，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集约型农业，即里希特·霍芬( ferdinand f. v. richthofen )和威廉·瓦格纳( wilhelm wagner )的所谓“园艺农业” 根据1917年的统计数据，中国耕地的50%以上由自耕农经营。 土地整体碎片化不利于畜力的采用，也抑制了农业规模的扩大和向机械化方向的转变。 再加上魏先生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考察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工厂工业。 他以中国的手工业会和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联盟为对象，指出中国的手工业者和他们的欧洲一样，在经济上有绝对的特征，但是他们没有获得过中世纪手工业联盟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例如武装力量和市民特权。 他们不过是通过垄断治水工程和天文学而掌握了农业经济命脉的官医阶层。 值得观察的是，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最后，“早期资本主义的诸萌芽中，只有自然科学缺席”一节中，魏特夫将韦伯的设问引向了另一个行业:中国早就表现出了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特征，但中国社会可以自发地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 翰林院对自然科学的死活不闻不问，说:“我忙于编纂前朝的历史和写科举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只有天文学和代数学有成果。 涉及现代工业快速发展命脉的行业，还停留在积累实证经验的原始阶段。 这个问题后来由李约瑟进行了整理和展开，成为了有名的“李约瑟难题”。

基于魏先生设想的规模较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主要实证拆解了中国农业经济生活的基础和过程。 经济生活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这个“巨大的亚洲农业社会”的快速发展规律，尚未详细论述。 但是，魏特夫在1930年8月18日写的序言中，确定了他展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 “在我们写序文的瞬间，东方地平线被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之火染成了红色。 这个火焰几乎波及到了所有马克思所谓的“亚洲”地区:埃及、印度、东南亚，最初的冲击是中国。

但是，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时发生了剧变。 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从12个激增到107个，成为德国第二党。 面对纳粹势力的崛起，魏特夫停止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全力以赴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进行笔伐。 仅1932年一年，魏先生就在《左旋》( die linkskurve )、《红色建设》( der rote aufbau )等左翼杂志上发表了20多篇反纳粹檄文。 1933年3月10日，因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和瑞士边境被突击队逮捕。 幸运的是，在着名民族革命派知识分子希尔( friedrich hielscher )的帮助下，魏国在9个月后获释，1934年1月初由卢卡( georg lukács )、科尔什( karl korsch )、布莱希特( Brech ) ( karl korsch ) 魏特夫通过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同事龚佩尔茨( julian gumperz )认识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卡特( e. c. carter )，并与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继续进行以前中断的中国研究。 并且，与转移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35年，魏特夫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语论文《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 The Foundation Sand Stage SOFC Hinese ECONOMichistory，1935 )，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快速发展规律。 在此前的苏联“亚洲生产方法”争论中，马扎尔( liud vigi.mad’IAR )、瓦尔加( evgenii s. varga )等被称为“亚洲派”的学者相似，魏特夫认为中国社会在西周以前就存在氏族制的原始共产主义 西周以来，各类大型公用事业的兴起，特别是水利工程的规模扩大，一方面促进了原始农业共同体的崩溃，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统一、管理公用事业的职业官僚阶层的形成。 他把这个过渡期定义为“治水色彩的封建制”。 魏特夫说，秦国的法治改革推进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最终使中原地区统一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之下。 自秦以来直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时期，魏特夫一直被称为“两千年的官员和农民社会”。 早上的官员和依赖他们的乡绅，商人阶层一方面用高利贷的手段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佃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农业地租的剥削持续，流向国库的税赋自然减少。 由于国家财力和国力的削弱，周边游牧部落入侵，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汉族王朝和游牧民族王朝交替出现的“王朝循环”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恶性循环是“亚洲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运动规律，但他再次否定了广泛流传于欧洲的“中国社会停滞论”。 他认为:“中国社会在成为当今欧洲人认为的‘停滞’形象之前，其经济结构已经经历了几次可以确定的快速发展阶段。” 梳理这一快速发展轨迹的重要性，是“解释当今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正在经历的物质和文化的本质变革”。

此时魏特夫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欧洲和美国汉学家的著述三条途径。 其次是翻译成欧洲语言的经典文献，如《礼记》(卫礼贤译)、《中国经书》(理雅各译)、《史记》(沙畅译)。 此外还包括胡适、丁文江、顾颉刚等中国学者在欧文出版的学术著述。 魏国已经计划对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但由于魏玛时代德国不稳定的政局，计划迟迟未能落实。 直到193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同意资助怀特夫的研究计划，支付了第一年的研究基金共计1750美元，他的中国之旅终于开始了。 同年春天，他和第二任妻子奥尔加兰( olga lang )从旧金山出发，踏上了前往东亚的旅程。

北平之行与“东方社会论”的形成

魏氏夫妇经由檀香山，于1935年5月到达日本横滨。 在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的邀请下，魏特夫在东京访问了东洋文库、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在农学部教授东畑精一和老朋友平野义太郎的陪同下参观了利根川水利工程。 在东京和京都，魏先生结识了石田干之助、和田清、清水泰次、仁井田升、小岛祐马、贝冢茂树等多位东洋史学者，了解了江户时代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状况和手工业会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在日本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也是魏特夫非常在意的现象。 在《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中，他强调了日本和中国社会的结构差异，认为日本“与中国相反，不属于我们所谓的‘亚洲社会’”。 虽然带有亚洲社会的色彩，但日本社会的结构和欧洲社会是同一类型的”。 在前往作为现代化城市的东京和大阪，目睹了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实景之后，进一步证实了自己对日本社会迅速发展的评价。 在母亲写给约翰·纳威特·福格的信中，他说:“在日本的期间对我非常有启发性，很有帮助。 对中国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在这里说明是正确的。 在日本看到和听到，扫除了我知识结构上的一个大盲点。”

1935年6月17日，魏氏夫妇从神户出发，乘坐“北岭丸”号邮轮到达天津塘沽码头，随后坐火车到达北京。 两人在中国逗留时间共27个月，在民国学术界交友甚广，并与胡适、陶希圣、陈翰笙、何瀛、洪业、陶孟和、吴文藻、罗家伦等著名民国学者交往。 1937年9月离开中国后，魏特夫在研究报告中称赞中国学者的著述:“西方学者如果能学习他们中国同行的作品，将会大有裨益。 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尚未翻译的史料”。 但是，笔者通过考察魏先生1938年发表的论文《东方社会论》( Diethe Oried Erorient Alischenge Sell Schaft )，只采用了中国学者的著述作为新的引文材料，理论体系上的创新主要是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经验

拉莫尔

在北京定居后不久，为了考察黄土高原的地形，魏特夫陪同宾板桥和时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的拉铁摩尔，于1935年9月前往山西省汾阳县的峪道河。 魏特夫在给母亲的信中，表达了对这次西北之行的感慨。 “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西北地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风貌、巍峨的秦岭山脉、宏伟的黄河、上古传说、以及什么沿海盐池、矿床、古老、新兴的金属加工厂、织布厂、木行、皮革厂、拥有巨大城门的千年古都……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启发性的经历。 四个星期的游历后，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在我脑海里更加清晰”。 除北京附近的省份外，魏先生还游历了南京、汉口、九江、景德镇、南昌、福州、广州等地。 1936年夏天，他在王潭铠甲的陪伴下游览山东时，目睹了当地运河工程的现场。 这个情景深深地触动了魏先生，直到1979年，德国《时代周报》记者灰沃拉特( mathias greffrath )在魏先生的纽约公寓进行采访时，他特别提到了那个场景。 魏先生说:“我想起了哪些工头说‘在这里挖河’。 但是，他们用什么工具挖掘河流呢？ 他们手里除了锄头和篮子什么也没有，连铲子都没有。 他们使用的工具和他们几千年前的祖先们一样，很原始”。 通过这一系列的直接提醒，魏特夫获得了新的认知:在“亚洲”社会中，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是技术水平的生产力，例如科技快速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革创新，而是建立更有效的分工、合作方法等，组织层面。 在西欧和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图式中，技术水平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会导致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社会的变革。 在东方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的是组织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在治水工程规模扩大、实现跨地区合作和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的情况下，这场“水力革命”将促使“治水国家”的出现。

除了认识到东方社会可能不符合普遍主义的历史概括外，魏特夫还在中国与拉铁摩尔相遇，对其未来的理论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他1951年8月7日在麦卡伦委员会的证词，魏抵达北京后不久，通过德裔社会活动家拉斯克( bruno lasker )认识了住在山西的拉丁摩尔。 当时，拉铁摩尔正在写一本叫《中国的内陆边疆》的书。 在这本书( 1940年版)的序言中，拉拉先生说:“魏特夫也读了稿子，1936年和他一起去山西山区和陕西黄土地带考察，进行了许多讨论。 当出现新问题或老问题有新进展时，他总是能提供很多看法和参考资料”。 扯铁摩尔这本书最重要的优点是他把草原社会和汉族社会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研究王朝更替的规律。 他看到这两个社会的地理边界上存在带状的边缘地区，这里形成了汉族和草原住民杂居的社会秩序。 随着和平的持续，周边地区的面积逐渐扩大。 如果长期的稳定受到破坏，只有了解汉族、游牧两个社会结构的边境部落才能建立和统治草原和中国内地的征服王朝。 魏特夫很快接受了拉铁摩尔作为草原社会和汉族社会联动的整体的注意，进而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两个文明共生的必然性。 魏国认为灌溉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干旱、半干旱地区)产生的双胞胎文明。 在靠近河流的地区和地下水丰富的地区出现了灌溉农业文明，在远离水资源的地区形成了游牧文明。 这样，一系列问题，例如“这两个社会生产机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决策性社会特征、边疆地区经济生活的本质结构、游牧部落对中原的侵略、包括‘征服王朝’现象在内的原理，都可以在这两个社会生产力结构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在1938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论文《东方社会论》中，魏特夫据此提出了系统的文明论:世界农业文明的类型按气候和地理条件可分为雨养农业、灌溉农业和游牧文明三大类。 在雨养农业的基础上，中世纪以欧洲为代表的封建制社会迅速发展起来的灌溉农业按规模分化为基于小规模灌溉农业建立的“东方色彩的封建制社会”，如日本、墨西哥。 然后，将建立基于中国、埃及、印加帝国等跨地区大规模治水工程的“纯粹的东方社会”。 本文对他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冲击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抱有的期望，表现出对东方社会命运的消极态度，东方社会认为:“如果不被外部力量物理破坏，恶性经济社会无数次崩溃后，依然会得到拯救。” 这是一个徒劳进步，不断自我再生的社会，也就是古典类型的停滞社会。 ……既然有像历史运动普遍规律那样迅速发展的运动类型，就必然有其反面——停滞的运动类型”。 至此，魏特夫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展望，陷入了对东方社会绝望的偏见。

《东方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魏特夫早期思想的迅速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魏国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和中国革命的成败上。 他对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的认识，与马克思在《英国统治印度》中的角度非常接近:中国自秦以来进入“两千年官僚和农民国家”的停滞阶段，但外国资本的进入很快将带动中国产业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从语言行为维度看，魏特夫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中，其目标网民是欧洲工人阶级和左翼人士。 他试图通过展示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唤起世界无产阶级命运的连带感，呼吁欧洲工人阶级在本土采取措施，扼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源头。

当魏特夫搬到法兰克福开始获得他的巨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时，他的兴趣开始转移到对经济基础的实证历史研究上。 本书批判性地考察了欧洲学院派汉学家的著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框架下，重新梳理了他们的业绩。 此时魏先生写书的目的有两个。 首先呼吁欧洲汉学家关注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结构。 其次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也适合解释欧洲以外的社会经济史。

在北京度过27个月后，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农业文明”的世界文明史结构图。 同时判断基于治水文明产生的“东方社会”遵循着普遍的、不同于社会迅速发展的直线结构的“停滞”动力学。 值得观察的是，在《东方社会论》一文中，魏国对马克思所述的引用只有一处。 由此可见，魏国在意识形态上远离了最初的革命语境。 这可能是因为1938年时，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明显是抗日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紧迫性退居第二。 此外，由于魏国在流亡期间途经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他仅用四年时间就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角度的学者们。 他默认的网民对象不仅限于左翼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也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汉学家。 换言之，魏特夫所在的思想脉络发生了变化，他的言语行为此时有了新的意图。 在《东方社会论》的最后一段，魏特夫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全景图的野心。 “人类历史的全貌、其运动、僵局及其进步，只有在长期被忽视的巨大东方社会的视角下，才能再次成为整体”。 这句话揭示了怀特夫对马克思、韦伯式宏观普遍社会运动规律的追求，并暴露出来。 他此时陷入了对西方文明是“他者”的东方持久偏见的境地。

魏特夫本人的政治信仰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而大为动摇。 冷战格局形成后，他成了反共的活跃分子。 但是，他在1938年通过社会形态初步比较研究所建立的多线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模式，以及停滞和快速发展动力学的二元对立论，与其未来学者的生涯相勾结，为1957年撰写《东方专制主义》奠定了文明类型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