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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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荣智健的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荣智健政府管理的中信泰富因参与押注澳元期权而遭受155亿港元的巨额亏损。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后裔，以辉煌的经营业绩颠覆了“三代同堂”的商业法则，不仅失去了中信泰富的最高管理权杖，还面临十多年的牢狱之灾。经历了30多年商场风暴的荣智健为何遭遇如此惨败？ 人们在叹气的同时，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首先，框架效应

高估收入状况

框架效应意味着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对低概率事件期望过高，从而使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框架效应的实质是看不到真正的输赢概率，对损失可能性的估计降低了，但对利润可能性的估计提高了，所以决策与市场方向完全相反。

由于特殊钢铁生产业务的需要，中信泰富两年前斥资4.15亿美元收购了两家拥有10亿吨西澳大利亚磁铁矿资源采矿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中信泰富在市场上买入了数十份外汇合约，也就是说，中信泰富已经完全押注澳元看涨。在荣智健看来，澳元近几年的持续升值趋势将会保持，如果你多做澳元，肯定会获利。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最终让澳元暴跌。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荣智健的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二，投资升级

-误判市场风险

投资升级主要是指投资决策者证明其最初选择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在已经存在较大风险的地方或已经证明可能失败的地方增加新的投资，希望弥补过去的损失，最终实现盈利。

中信泰富购买了总额为90亿澳元的澳元期权合约，比矿业实际投资高出4倍以上。此外，它的购买行为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分批完成的。如果世界经济正处于中信泰富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的上升期，此时增加澳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荣智健在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期间大量买入澳元，而此时，全球经济显示出危险迹象，尤其是去年，当时所有不同经济体的衰退趋势都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信泰富遭受了明显的损失，但它仍在盲目地赚取更多澳元。其原因是荣智健认为澳元的下跌已经见底，并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来弥补之前的损失，但缺口越来越大。中信泰富低估了世界经济尤其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下行风险，甚至对澳大利亚经济做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期，最终尝到了舔血的痛苦。

第三，少数人统治

-群体决策缺陷

由于现代投资市场的高风险和决策规范化、民主化的要求，许多大型国际金融企业都实施了集团决策制度，如董事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然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高层管理中有一个特殊的人，那么群体决策就会陷入少数人统治的局面。

在分析了中信泰富的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后，我们发现该公司具有明显的“少数人规则”特征:一方面，荣智健对中信泰富有着非同寻常的“钳制控制”，比如，他有一个很重的标签——即原副总裁荣毅仁的独生子、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中信泰富的创始人。这种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造就了荣智健对该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另一方面，中信泰富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内聚力”现象，即主要决策者之间相互吸引或非常喜欢对方。其中，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荣明杰、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长荣与的关系最具代表性。范鸿龄与荣智健共同奠定了中信泰富的地位，跟随荣智健20多年，形成了“深感荣幸”、 “无比难忘”和“深深打动人心”的特殊思想感情，而后者作为荣智健的长子和爱女，对父亲更为顺从。显然，无论是“钳制力”还是“凝聚力”，这两种力量最终都可能导致对荣智健个人决策权的失控，甚至“荣誉”也是“合理化”尊重的结果。

第四，英雄是不败的

——胜利思维变异

观察荣智健的商业过程，人们发现它不仅一帆风顺，而且成就斐然。1978年，荣智健只身赴港创办了爱歌电子。仅运营四年后，爱歌就赚了5600多万港元。然后，荣智健去了加州东部，成立了另一家提供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自动设计公司。一年后，该公司成功上市。两年后，荣智健出售了该公司60%的股权。到那时，荣智健的财富已超过4.3亿港元。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香港)，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发起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资本并购:以23亿港元收购英国公司香港国泰航空空公司12.5%的股份；投资超过3亿港元收购泰富发展49%的股份，并通过资产注入将泰富集团的股份扩大至85%；投资69.4亿港元，吞并了常恒36%的股权。1990年，荣智健更名为中信泰富。如果我们在1987年开始经营和收购国泰航空空公司，中信泰富的市值在短短5年内飙升了10倍，达到87亿港元，并在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之一。

几乎从未有过失败记录的荣智健，不仅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无敌英雄形象，而且在自己的头脑中培养了徒手取胜的惯性思维。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盛行、澳元兑美元汇率达到0.95并达到峰值的时候，他也敢于接手并做得更多。

V.小组的最底层

-紧迫感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产权经济学，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不仅淡化了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责任感，还因为分割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

纵观荣智健经营中信泰富的历史，我们也发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构成了生存危机。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信泰富的主要业务不仅受到威胁，其股票在二级市场也处于动荡之中。然而，中信集团(中信泰富的股东)10亿港元的贷款支持最终将荣智健从危险中拯救出来。正是由于中信集团的这种慷慨态度，荣智健在“澳元门”事件中再次向中信集团伸出援手，中信泰富很快获得了集团承诺向其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我们不否认中信集团在每次危机中伸出援手拯救中信泰富的必要性。毕竟，后者是前者在香港的重要资本运作平台。然而，可能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有超强的风险分解能力，荣智健敢于豪赌，孤注一掷。

第六，把土地画成监狱

-家庭复合发酵

“内部人控制”是产权经济学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又一诊断证明，即产权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导致产权监督的缺位，导致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支配。

众所周知，从荣锡泰、荣德生到荣毅仁，直到今天的荣智健，荣氏家族兴盛的商业香火代代相传。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象征——唯一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跨世纪商业王朝，是中国上个世纪工商业发展的完整标本。因此，在看来，他无疑是荣家族事业的守护者和培育者。外界舆论认为荣智健违反了“三代同堂”的财富法则，在这种舆论的刺激下，荣智健保持成功、扩大家族企业的思想不断膨胀。

荣智健与中信集团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即中信集团不仅能在中信泰富遭遇各种危机时满足荣智健的救援要求，而且荣智健个人对中信集团的“侵占”自1992年以来尤为显著:1992年中信泰富收购常恒股权时，荣智健个人认购了6%的股份，同年荣智健借增发机会再次认购中信泰富3000万股；1996年，在中信泰富向公司管理层转让3.3亿股股份的过程中，荣智健再次购买了中信泰富2.9亿股股份。迄今为止，荣智健增持中信泰富股份至19%，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根据当时香港媒体的评论，从那以后，虽然中信泰富仍相对受中信集团控制，但它深深地印上了荣家族的烙印。是的，在与中信集团不断“要价”的过程中，荣智健看到了完全控制中信泰富的希望，甚至看到了荣氏家族基金会的未来在它手中发酵。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超越祖先，进一步推进扩大家族企业的理想，荣智健最终选择了冒险。

欣赏一个人并不要求他做出英雄业绩，而是在于他面对困难，不畏困难，敢于迎接挑战；钦佩一个人，不需要他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