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制度：“中药”为体 “西药”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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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介绍了苏联的“西药”——全民所有制，然后介绍了美国的“西药”——全国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制度。我们应该如何在引进“西医”的同时推广“中医”？中国企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关于企业制度，或经济活动的组织模式，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公”与“私”、“大”与“小”的争论和选择。长期以来，主流思想一直是“一年两年”。到目前为止，似乎每个人都不是特别追求“公众”，而是仍然追求“大”。

本文试图通过两条链条来论述“公”与“私”、“大”与“小”的关系，并提出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要引进“西医”，推广“中医”；中国目前的状况很难支持扩张。专业化和强大总比做大而赔钱好。

股东越多，链条就越长；相反，它会更短。中间的黄点表示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即个体经营者或家族企业。垂直线代表管理链，其中每个点代表一个管理级别。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链条越长；相反，它会更短。垂直线上方的黄点代表企业只有一个管理层次，即老板本人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它既是购买又是销售。如果你接受回扣，那就接受你自己的回扣。那些小型个体或家庭企业通常只有一个管理级别。

首先，缩短股东链

企业的股东数量非常灵活，股东最少的企业只能有一个股东；当有许多股东时，可以有100，000或更多。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拥有13亿股东的企业。

股东人数与股东的所有者意识之间存在以下关系:股东的所有者意识和股东对企业的责任与企业股东人数成反比。一个企业的股东人数越多，股权就越分散，每个人持有的股权比例越小，他的所有权意识就越弱，他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责任感就越弱。

1.股东人数与“搭便车”心理

从量变到质变是有关系的。当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时，例如张先生拥有一个企业，张先生会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会从早到晚照顾和照顾企业。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他永远不会放弃。他会担心一切。他会亲自问哪个职业经理人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如果该企业的股东不是张先生，而是10位股东，而张先生的持股比例只有1/10，他作为股东的股东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会大大降低。

如果公司有100个、1000个甚至超过10000个股东，而不是10个，那么作为股东的张先生就没有股东意识，甚至会忘记自己是公司的股东。张先生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一年前，海南一家上市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据说只有一个股东出席，那就是大股东。股东甚至不参加股东大会。显然，他们不想干预企业的事务，也不想关心企业是死是活。

股东中有“搭便车”的心理。一个企业的股东太多了，我不去参加股东大会，但是我不问企业的事情。总会有人出席股东大会，总会有人询问企业的事务。当他们问起企业的事务时，企业的效益是好的，这样我就可以多分红。就这样，我搭上了他们的便车。每个人都将这种“搭便车”的心态视为股东。因此，企业没有股东，企业的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谁成了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大股东，还是经营者。

接线员是主人，也就是说，“阿姨”是主人。如果把企业比作孩子，孩子不是由“父母”抚养，而是由“阿姨”抚养。

“阿姨”抚养孩子有三种情况:

首先，阿姨在儿童之家照看孩子。虽然孩子由阿姨照顾，但父母并没有走远，阿姨也不敢欺负孩子。我们可以称这种模式为“导师模式”。家族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虽然许多商业事务都由职业经理人负责，但家族企业的老板作为“孩子”的“父母”，并不离开，而是整天看着“阿姨”。

第二，阿姨在幼儿园照看孩子。虽然孩子们由阿姨们照顾，但父母们不会把手放在身后。他们早晚都要接送，还要去托儿所。如果一个阿姨欺负一个孩子，父母很快就会知道，并立即与她阿姨算账。因此，阿姨们一般不敢欺负孩子。一个企业有十几个或几十个股东，他们都不会亲自管理企业，而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然而，股东通常出席股东大会，并经常询问企业的事务。如果经营者有不良行为，股东将立即采取措施。这些企业就像上面提到的“托儿所”。

第三，阿姨在孤儿院抚养孩子。这时，孩子由阿姨抚养，父母都走了，甚至永远都走了。不管阿姨怎么欺负孩子，都不会有父母的麻烦。孩子们的命运取决于孤儿院的管理和阿姨的责任感。这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情况。

上市公司的股东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每个人只有几十万股，谁有股东意识！谁将出席股东大会！经营者或大股东将支付空的上市公司，谁会出来对待经营者？因此，上市公司变成了孤儿院。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公司做假账？因为他们经营的不是企业，而是孤儿院。

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东。一个企业有13亿股东，每个股东只有13亿股。谁会有股东意识？此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还没有量化到个人。对每个人来说，所有权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有所有者意识。“孩子”的命运主要取决于“阿姨”的责任感。

2.两种“西医”——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

20世纪50年代，我们从苏联引进全民所有制，所有者之间的公平没有量化。

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美国引进了上市公司制度——每个企业有几万或几十万所有者，而这几十万所有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引进“西医”。首先，我们从苏联引进了“西医”，即全民所有制；此后，“西医”从美国引进，即全国股票市场和以全民为股东的上市公司制度。

在这两种制度下，企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才能获得更好的效益:

首先，职业经理人(即“阿姨”)是无私的或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虽然他不是自己的“孩子”，但他仍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精心抚养和照顾。正如青岛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所说，如果国有企业主不在，他应该是一个“红色资本家”，通过身份错位来解决问题。

在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中，不乏像周厚健这样的优秀经营者。但是，应该承认，一定有一些无私的人，否则国有企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同样，如果上市公司的“阿姨”把自己当成“父母”，有了“父母”的责任感，中国上市公司就不会有那么多圈钱和欺诈行为，购买股票的投资者也不会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媒体的开放性相对较高，可信度相对较强，经营者一旦有任何不当行为，都会立即被媒体曝光。这种公信力强的媒体将成为公共企业重要的外部约束力量。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自律性很强。如果一个上市公司被一个接一个地批准，一般不会有假货，普通人可以放心地购买这些股票。

中国目前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因此，中国目前似乎不具备建立全国性股票市场的条件。这是我提倡发展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原名“三板市场”)的重要原因。

3.区域资本市场与“养育”模式的转变

通过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投资者和他们投资的企业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近，中介机构也尽可能少。

发展区域性证券交易所，例如，在温州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从温州的众多企业中选择数百家更好的企业，并在当地上市。投资者主要是温州人。这样，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就会发生以下变化:

(1)一个企业不是几十万个股东，而是几千个股东，甚至只有几百个股东；

(2)股东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不是几千公里，而是几十公里甚至几十米。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成本很低，监督企业的成本也很低；

(3)企业的各种真实信息将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股东的耳朵里。

由于这些变化，股东的所有权意识和作为所有者的责任感将大大提高。在这样的股东背景下，企业不是“孤儿院”，而是“托儿所”或“幼儿园”。

总之，使股东链变短，使每个企业的股东人数变少，增强股东的股东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基于“父母”的企业系统，而不是基于“阿姨”的企业系统。

尽可能缩短股东链，最后，企业只有一个股东或几个股东，这就是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中，“孩子”通常由“父母”自己抚养。即使“父母”不自己抚养他们，而是让几个“阿姨”来抚养他们，“父母”也会经常看“阿姨”，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家庭教育”模式。不管是“父母”自己抚养他们，还是“阿姨”抚养他们，孩子都会把他们抚养好。实践证明，中国企业最好的地方是浙江，尤其是温州。因为那里的企业主要是由“父母”支持的，父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而“孩子”得到了精心的照顾。

在我看来，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家庭模式是一种在大多数行业都有优势的企业模式。这种家庭模式的特点是他们的孩子是自己抚养的。两年前，我去温州调研时，温州人民银行行长说温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只有2% ~ 3%。

如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吃“西药”，先是从苏联进口，然后从美国进口。这两种“西药”的共同特点是，在股东人数多、股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孩子”应该交给“阿姨”抚养，“孩子”应该交给“阿姨”抚养。结果，企业变成了“孤儿院”。

因此，我们不仅要引进“西医”，还要推广“中医”。

4.晋商和浙商的“中医”与“小狗经济模式”

什么是“中医”？古代有晋商，今天有浙商。这是两种典型的中药。这两种“中药”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把“孩子”交给“父母”抚养。

晋商企业制度有两个特点:

首先，把一个好阿姨变成一个家长，也就是说，采用身体份额制。晋商的许多企业在后期都拥有比银股更多的主体股份。

其次，银股的股东不是成千上万，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是几个或十几个，20多个股东，这些股东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家族。

浙商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以家族模式为主体。浙江80%以上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在早期，当企业规模很小时，“孩子”主要由“父母”自己抚养；如今，“孩子”一般都长大了，光靠“父母”是做不到的，所以“阿姨”要看着。因此，浙江大多数企业都采用了“家庭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有机地结合了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优势。孩子们不仅可以得到高层次的阿姨的照顾，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父母的爱。

家庭模式有两大缺陷:一是资金规模小；第二，老板的水平低。

浙江人通过“小狗经济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动物世界里，为什么几只小狗能吃一只大斑马？因为他们分工细致，合作紧密。虽然狗的嘴很小，它不能吃斑马，但它可以通过咬鼻子和尾巴来杀死斑马。正是这种深刻的分工和密切的合作，使小狗在草原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温州，数百家企业分别生产一种小型打火机。有的专门生产螺丝，有的专门生产弹簧，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打火机。

一个产品是单独生产，通过市场交易组装，但如果张家在海口生产弹簧，李家在新疆生产螺丝，交易成本会很高。浙江人采用产业集群的方法，把“小狗”的鼻子咬人，“小狗”的尾巴咬人，“小狗”的腿咬人集中在一个县或一个乡镇。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它不仅能保留家庭模式的优势(即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还能实现规模经济的优势。一个企业只有几百万资金。如果它生产一台完整的洗衣机，它显然没有规模经济；然而，如果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只用于洗衣机的某一部分，仍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且部件的规模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我去浙江省慈溪市调查，发现一个县级市每年有近1000万台洗衣机，几乎都是出口的。它们是通过“小狗经济”和产业集群来生产的。

家庭模式+小狗经济+产业集群=浙江经济

在我看来，上述公式是浙江经济的成功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典型行业:东北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和浙江行业。东北国有企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上市公司是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两节是介绍“西医”的典型例子。浙江板块是“中药”的典型例子。浙江的企业制度既不是从苏联引进的，也不是从美国引进的。成千上万的浙江人根据中国文化自己建造了它。它是本地的和野生的。野生动物是最重要的。事实证明，浙江企业的质量是最好的，浙江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正因为如此，浙江模式才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中医”。

第二，缩短管理链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的第二链，即管理链。

一般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管理链越长；相反，企业规模越小，管理层次越少，管理链越短。

1.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

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1)企业的产业性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经济规模。一两个管理咨询公司的人也可以做生意；然而，经营一个没有200万吨规模的钢厂不会有规模经济。容量为200万吨的钢厂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2)企业市场份额。同样生产的微波炉，年产量分别为100万台和1000万台，规模却大不相同。格兰仕年产1500万台，企业员工超过2万人；一般企业年产量为100万台或几十万台，其规模将远远小于格兰仕。

(三)企业的产业范围。如果企业只做单一的行业，如皮鞋或服装，企业的规模会相对较小；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像德隆，涉及水泥、旅游、红色产业、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银行、证券等几十个行业。，它们的规模会非常大。德隆拥有177家子公司和子公司，资产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拥有近20万名员工。

(4)产品零件的自控力。汽车生产也是如此。在旧福特时代，美国福特公司采用了“覆盖全球”的方法，即汽车的所有零部件都是自己制造的，生产零部件的钢材也是自己提炼的，轮胎的橡胶也是自己生产的，所以企业的规模肯定不小。如今，戴尔电脑公司外包了大量零部件，只接受订单并组装最终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不必如此庞大。

2.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

在决定企业规模的四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即企业不能为了缩小规模而失去规模经济；我们不能为了缩小规模而放弃部分市场份额。然而，后两个因素是可变的。为了缩小规模，企业可以放弃几个行业，即不要做那么多行业，甚至采取专业化战略，只做一个行业；企业也可以为了缩小规模而放弃一些生产经营环节，至少不像老福特那样。

上述最后两个因素导致的规模扩张伴随着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层越多，委托代理链越长，委托代理关系越多，企业需要支付的代理成本越高。

所谓代理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第一，付给代理人的高薪；二是懒惰的代理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第三，代理人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第四，代理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即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会增加成本并影响工作。

简而言之，企业规模越大，管理水平越高，越多的人在企业内部打破坏的想法，越多的人想支付空企业。

降低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代理成本。

3.“车间主任经济”和“老板经济”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中，有两种选择:

一个企业做十个行业，一个行业做十个环节。企业资产300亿元，员工15万人。也就是说，在这15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是老板，他是委托人，其他人是代理人，其他人是有可能出馊主意的人，有可能给空企业付钱的人。

第二种选择:把十个行业分成十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个行业。这样，有了十个老板，企业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降低。此外，每个行业的十个环节组成一个企业，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合。这样，总共有100家企业，也就是总共有100个老板，企业的管理水平会进一步降低。此外，每个环节不是由一个企业生产的，而是由几个企业生产的，它们相互竞争，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合。这样，不是100个老板，而是数百个老板；每个企业的资产不是300亿，而是几千万甚至几百万；每个企业有数百甚至数十名员工，而不是15万人。在这种变化中，企业的管理水平大大降低。

以生产机床为例。一台机床有300个零件。在中国东北，这300个零件通常由一家企业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建立了300个车间，相应地，有300个车间主任和数千名员工(图2)。

在浙江，机床的300个零件是由数百甚至数千家独立企业生产的。每个组件由几个或几十个企业生产，它们相互竞争，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图3)。

从这两种组织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差异:

1.前者管理层次多，而后者管理层次少；

2.前者规模较大，后者规模较小；

3.原来的机床是由许多车间主任生产的，这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后一种机床是由许多老板生产的，这可以称为老板经济。

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确实有做大做强的局面，比如通用电气、沃尔玛、戴尔、微软等等。近年来，中国商界掀起了向美国学习的浪潮。企业家们正在读杰克·韦尔奇的书，芝麻企业正在努力成为世界500强。“做大做强”的口号几乎一整天都在嘴边。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很少看到中国企业真正做大做强。我见过更多的大亏大亏的案例。一些大型企业，看似不错，却不知道背后有多少政府资源或银行资源。

4.“做大做强”还是“专业化做强”？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我们不愿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企业在大的时候亏损，在大的时候倒闭？

上述管理链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管理链越长。其中，委托代理联系越多，人们“牵着手走”的机会就越多，“牵着手走”的人就越多，企业被“捞出”和“砸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会“钓鱼”以及企业是否会被“钓”取决于四个因素:

一是全社会的信用状况和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一个社会的企业规模是社会信用水平的函数。过去，晋商之所以能够在交通运输条件差的情况下做大做强，是因为当时职业经理人乃至全体员工的信用水平很高。晋商票号1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假票，不是因为防伪技术高，而是因为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水平高。今天，我们没有晋商的信用体系，职业经理人的素质远不如晋商。只要有机会，许多人就会努力去争取。事实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已经支付空，并有大量的上市公司作出虚假的帐户。总之，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尤其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状况，很难支撑大企业。

第二，整个社会法律体系的地位和执行情况。如果法律制度完善，执法严格，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敢“钓鱼”。相反，如果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力度不那么强，我们就不会白白“钓鱼”，因此，人人都比“钓鱼”强。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管理链条越长，捕鱼机会越多，捕鱼和离开现象大量出现。

第三，企业的管理水平。为什么像沃尔玛和麦当劳这样的公司能够变得更大更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水平比较高。虽然链条很长，但它并没有给人们“牵着手走”的机会。

总之，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职业经理人素质、法律地位、企业管理水平等。，很难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人为扩张，结果将是大多数企业变得更大，亏损或倒闭。

基于以上现实，我们主张将口号从“做大做强”改为“专业化做强”。因此，我一直很钦佩格兰仕，一个专业而强大的企业。

事实上，中国企业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在中国，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有区别的；美国和韩国的车型与国外的德国车型有所不同。在这种模式选择上，我们当然应该借鉴青岛模式、韩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优势，但我认为德国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德国，有很多企业规模小，名气不大，但都是“隐形冠军”，都是百年老店。他们不是为500强而战，而是为500年而战。我们应该向德国学习，变得专业和强大。

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特别是要提高职业经理人(阿姨)的信用水平，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完善国家的法律制度，让更多的父母可以放心地把孩子交给阿姨。这样，“阿姨”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企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改革和金融市场创新来缩短股东链，通过企业专业化来缩短管理链更为可行。这两条链条越短，“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近，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就越多，“孩子”就能更好地成长。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孩子”能在“父母”的关怀下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