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企业：要活力，还是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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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或有序的

要管理一个企业，首先你必须想一想你想创造什么样的“繁荣时代”——繁荣的唐朝，人们因为放松管制而充满激情、浪漫、自信、开放和创新；或者“繁荣的时代”，制度越来越精致，但人们越来越麻木，失去活力和创造力。

谈到中国历史，有三个时期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文化的根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枝叶繁盛于唐代。这是两个极具文化象征性的时代。李白、杜甫、唐代三色壁画等。时至今日，仍不时地向我们展示一个热闹而繁荣的唐代气象。

为什么产生百家争鸣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以前的周朝或以后的秦朝？为什么唐文化形体的创造如此活跃和华丽？存在决定意识，需求刺激供给，精神需求的背景总是两种状态:或者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而宗教往往在这个时候占上风；或富人和富人的繁荣，追求物质生活后的文化享受。创造力的创造需要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松散的社会控制。也就是说，社会监管无效或充满紧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无论诸侯是否专制，由于人们可以自由行动，控制都被削弱了。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所以创造的智慧果实可以像天空一样绚丽多彩，一举奠定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基石。唐朝有隋尹坚，实行休养生息和开明政治。我们知道，唐明帝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只是几十年后的事情，而白居易，同一个朝代的官员，做了《长恨歌》的材料。武则天被她的女儿宣布为皇帝。儒释道各有所长；在贞观四年中，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盛唐政治的惊人包容性。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切创造都是可能的。

离我们更近的康干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代。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现在人们公认中国的落后始于康乾盛世。落后和繁荣听起来很尴尬，但这是事实。清朝时，他们都是勤劳的皇帝，以康雍为最重要，从康熙到雍正，科举习武达到了顶峰。皇帝独断专行，中央集权制趋于完善，帝国巍然屹立，建立了一个普遍的体系。当然，这远不是唐脆弱的政治。多情的唐明帝无法保护他心爱的公主的生命，所以武媚娘在唐朝中期强行将武周夹在中间。在清朝，政治管制很强，学者只能做训诂文章，而官员只需要检查法律法规。因此，就有了“官方管理”的说法——只有大师必须依法办事，社会进入了一种机械运转的状态。读者可能和作者一样很少听到一些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好诗，这是判断一个时代生命力丧失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外力的侵蚀，清朝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制度，洪秀全的“拜上帝”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风气。繁荣在于制度内的高度治理，而落后在于缺乏活力的社会的停滞和徘徊状态，这是制度之外的一种反映。

历史以它自己的方式展示了社会的命运:如果我们想要监管，我们必须牺牲一些活力，如果我们想要活力，我们必须放松一些监管！

企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小社会。你赢得了这种命运吗？

社会进步的含义之一是，社会中对人的规定总是宽松的。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如果你极其冷漠，你可以有相当大的自由，而强制性的法律外壳实际上远离我们需要的活动领域。问题是，我们永远不会足够冷漠，所以我们总是不得不进入功利主义或企业或其他组织，并选择被监管，而选择功利主义，这是普遍的，所以企业成为一个在公众眼中具有真正意义的社会。

可见，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调节与活力的矛盾已经分解为各种企业的问题，二者难以兼顾的命运将考验企业的智慧。这个老问题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家:你选择把企业带入贞元、开元还是康甘？

一个企业是一群人的集合，有不同想法的人必须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统一的规则和约束。正如马克思所说，“请放弃进入工厂的自主权”。如果你不放弃，企业就会放弃你。这是机器时代的规则。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对于企业来说，员工的创造性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的活力可以激发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用，而活力的前提当然是宽松和紧张的监管。问题是宽松的法规可能不足以确保员工的合作和努力。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已经普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我们应该关注大的，放开小的。其次，要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立足于基本的重点领域和公共需求领域，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要避免战略安排中的控制和活力难题。因为组织既是大型的又是公共的资产，所以法规必须严格，秩序必须净化，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必须有规则可循。否则，仅仅保证庞大结构的协调、与基础大产业的匹配、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是不够的。正如电影《世界末日》所说:“当一个大团作战时，纪律必须严格。”事实上，我在国有企业工作多年，我敢说国有企业的完备性和严格控制肯定不亚于外国企业。有人说，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是落后的，有偏见的，因为他们效率低，问题多。就战略安排而言，国有企业应该受到更多的监管，因此牺牲一些活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创新和效率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这是非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必须接受的状态。

中小型私营企业被战略性地定位为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社会服务提供者，而竞争是促进内部活力的一种机制。要理解这一点，其领导人应该更加宽松的监管，管理措施不应该损害活力，不应该模仿国有企业或外国企业的机制太多，不应该被压倒性的管理咒语所迷惑，而应该过分追求厚厚的法规和精致的标准化。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如果对管理行为施加同样的影响可能会损害活力，那是不明智的。

现实情况是，尽管这些企业在形式上不如国有企业监管得好，但监管力度总体上并不弱。民营企业往往将权力掌握在亲属或精心培养的亲信手中，或将权力从本应拥有统一权力的控制人员手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到有效控制企业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调控智慧，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本质上是一种绝对抑制生命力的调控方式。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领导者，他们大多具有“控制”的内在价值取向，这是唯一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一种基因，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种基因。作者曾做过商业经理。一个经验是，当你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员工时，对方可能会在私下里诚实地、欺骗性地评价你；当你面对威严和霸权时，你的下属可能会认为你有勇气和能力。平等的人格和理性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企业相去甚远。与这种被控制的感觉相对应的当然是工作的被动性，而这种内在人性中管理和约束的基本倾向是管制太强而活力不足。因此，员工往往是负责人，他们害怕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创造性的工作了！

回顾康乾盛世，企业家也应该反思他们窒息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这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警惕，企业会随着管理的惯性滑入“康干模式”，特别要注意不要成为夹在“康干”和“康干”之间的雍正帝，前者在努力治理，追求严格和完美的治理，每天批阅一万多字，极度枯燥和冷漠，最后精疲力尽，从而陷入繁琐的哲学和控制的陷阱，人为地压制员工最宝贵的活力和创造力。

作者喜欢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丰富多彩。他也喜欢盛唐，盛唐充满激情、浪漫、自信、开放和创新。毫无疑问，企业产权的社会化将使企业逐步开放、包容和成熟。

当然，我不喜欢明清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这是一个制度越来越精致的时代，但人们越来越麻木。这是一个监管成功、创意失败的时代。

要管理一个企业，你必须考虑你想把企业带入什么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