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仅有7.8万注册全科医生 整体素质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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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中国每10，000名居民将有2-3名全科医生。目前，这一数字远远不够，受过正规本科教育和严格普通培训的人很少

缺乏！四川省新津县花园镇公共卫生中心主任杨成告诉记者，医院里只有五名全科医生，实在太少了。

缺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董延峰表示，该中心有9名全科医生，与服务的10万人相比远远不够。

缺乏！2010年，上海计划招募300名普通住院医生参加培训项目，但只招募了144名。

缺乏！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学平说，该中心有40多名全科医生，但与13万服务人群和复杂工作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

从西部落后地区到东部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缺乏全科医生。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中国只有78，000名注册全科医生。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城乡每万人将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即届时将有30-40万名全科医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指出，目前中国不仅全科医生短缺，而且具有医学本科学历和严格全科培训的全科医生也很少。

"中国全科医生的素质有待提高."杜学平说，即使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社区注册全科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更不用说在全国其他地方了。

据记者调查，目前各地全科医生基本上都是在职培训几个月，初始学历相对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他们大多具有中专或大专学历。

由于整个团队数量少、质量低，社区里出现了一位好医生，这也是居民们经常热情追捧的。谢继波在英国做了15年的社区全科医生。2009年，他选择在北京东城区海云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当医生。有时，服务站会挂这样一个牌子——“英国医生，免费足部检查”，很快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社区居民单桂兰是谢继波的忠实“粉丝”，她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医生。

大量没有学历的中专、大专甚至医生进入社区，导致社区医疗服务水平下降，无法获得普通人的信任，很难承担起将大多数病人留在基层的角色

“有些人认为全科医生是‘全能医生’，他们可以看任何科目，做任何手术；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水平低的“低能医生”，所以他们不能成为专家。从普通人到卫生系统行业的人，情况都不明朗。他们从认识上不重视全科医生的作用，不给予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正是我国全科医生数量少、质量低的结果。主要原因。”曾益新说。

为什么全科医生不受重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内科副主任潘志刚分析说，过去我们对社区卫生服务了解不够，重视不够，导致大量中专、大专甚至无学历医生进入社区卫生服务领域，导致社区医疗服务水平下降，群众不信任；全科医生职责不清、工资低也影响了他们的地位。

此外，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高科技的崇拜也是全科医生不受重视的一个原因。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一阶段，当时全科医生被认为是二流医生，无法爬上专科医生的阶梯。

另一个原因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三级医院占用了太多的医疗资源，居民只能在社区开药，而社区医生又不能真正承担首诊任务，所以他们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在国外，全科医生一般可以达到医生总数的50%，他们的关注度甚至高于专科医生。”曾益新说，在中国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决定是一个革命性的举措，因为全科医生是一群社会精英，并不次于专科医生。他们是真正能够贯彻预防为主的国策的人，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关键，是促进社区和谐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台湾连欣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焕珍表示，在台湾，80%的疾病可以由全科医生治疗，另外20%的患者需要由全科医生转介到其他专家进行进一步治疗。

张焕珍认为，健康教育对全科医生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老龄化，许多严重的并发症经常出现，医疗费用非常惊人。以台湾为例，去年老年人口消耗了台湾25%的医疗资源，其中大部分与慢性病合并重症有关。mainland China 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7亿，居世界第一，医疗资源的消耗将更加惊人。

“过去，疾病治疗是主要手段。目前，应该通过医疗干预或健康教育来降低人群的患病率。全科医生应成为社区居民健康的监护人。”张焕珍说，mainland China目前的情况就像台湾30年前刚开始实行全科医生制度一样。也就是说，第一选择是全科医生的目标，当有来自民众的需求时，而在大陆至少还有30年的时间。

谢继波说，中国的全科医生制度与英国的家庭医生制度相同。首先，这一制度体现在医疗保健的连续性上，即医生和病人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医生对病人负有长期的责任。第二，医生从被动就诊转变为主动就诊。特别是对于慢性病的管理，医生不应该等待病人，而是随访病人。三是将待遇提升到管理层面。疾病应该被管理而不是治疗，这对于慢性病来说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医生的处方。在医疗硬件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全科医生很难看到任何能够更好地反映人的发展价值的常见病。此外，全科医生强调团队的概念。全科医生团队可由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公共卫生服务医生组成。由许多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参与病人的长期健康管理。

关键在于建立机制和给予治疗，改变全科医生收入低、缺乏关注、出路差、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现状

“低收入，被忽视，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前景，造成了中国全科医生的缺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张焕珍分析了目前全科医生存在的诸多问题。

杨小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秋瑾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工作10年，2005年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前两年参加全科医师培训。像这样的医生都是本地人才。然而，杨小勇觉得全科医学和原始内科没有太大区别。工资有所增加，达到2400元左右，职称评定不优先。

尹是研究心血管疾病的医生。去年年底，她从复兴医院自愿到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收入少了，但我不是为了收入而跑，而是为了我的事业而跑，希望能体现我的自我价值。”尹对说道。她没想到的是，她成了一个特例。当别人遇到她时，他们总是问:“你为什么想在社区里当医生？大医院有多好。”

杜学平15年前来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受是社区里的医生几乎什么都做，这太乱了，太不清楚了，这导致了全科医生的辛苦，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收入来补偿他们的价值。

潘志刚分析说，首先，“社区基本功能服务包”缺乏具体内容，职责不清，全科医生经常在多个岗位之间轮换或者同时承担多个岗位的工作，很难根据岗位设定薪酬标准。其次，政府管理部门不了解全科医生的服务，认为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应该价格低廉。同时，社区卫生服务的范围和数量也是有限的。即使实行收支分离的政策，全科医生的贡献仍然与其收入不成比例。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对户口的招聘条件不满意。除了社区医生地位低之外，待遇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表面上看，工资水平差别不大，但如果把奖金计算在内，社区医生的平均工资与医院专家的平均工资就大不相同了。”潘志刚说。

“基层越偏远，收入应该越高。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要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工作，必须建立健全机制和制度。”曾益新说，良好的待遇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非经济上的，如福利、继续教育和儿童教育。他说:“解决看病难的关键在于加强基层。壮大基层的关键在于壮大人才。强化人才的关键在于机制建设。建立机制的关键在于给予治疗。”

曾益新说，瑞典全科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2倍，英国是4.2倍，美国是3.3-3.7倍。因此，他建议在过渡时期在每个初级医疗机构设立两个“特别全科医生”职位，总共有10万人。对于这些岗位，国家公开招聘医学本科毕业、在大型医院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年以上的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为期一年的强化综合培训，这样明年就有产出，3年内全部10万人到位，我们的基层人才队伍就可以大大加强。除了绩效工资，中央政府每年每人补贴10万元，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补贴。资金不成问题。即使10万人全部到位，中央政府每年也需要大约100亿元，但它可以在加强基层建设方面发挥关键而迅速的作用。

据报道，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全科医生的平均工资至少是在城市工作的全科医生的四倍，后者主要由政府支付；在英国，政府通过一个独立的社区管理部门，根据协议为普通人购买全科医生服务，主要是以补偿住院费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