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长 厂长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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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被选择，人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被选择的过程。

当我们说西方人浮夸、自由，实际上是指他们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在生活中有很强的主动性，而我们中国人性格保守、谨慎、稳重，但我们实际上是指当我们被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

杨红义的成功在于他对现实的不满，即他总是被安排和选择: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机构，但他选择了两次被分配到企业；当常务副县长期满后，他被安排去纺织组织工作，但他毅然选择了经商。

让他感到沮丧和痛苦的是，他仍然没有摆脱被安排和选择的命运:大学志愿者是他的父母为他报道的；副县长职位的晋升由上级组织部决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一种西方人的性格，这是杨红义的幸福和不幸，也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步一步来，北京的床单厂本来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厂长的接班人，但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在大兴县当了五年副县长后，他本可以走得更远，但他发现自己被安排“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明白，决定我仕途命运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不可预知的组织部。现在他已成功下海，成为企业的首脑和富人，但他内心最渴望的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校长。

这是生活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和命运的典型例子。

回顾出航以来的经历，杨红义有最深刻的体会:如何利用政府资源。起初，他开的火锅餐馆邀请了许多政府官员光顾，但这并没有让他的酒店赚钱；成为房地产老板后，他仍然是一个政府机构，但他的公司越来越强大。他说，过去他太相信政府资源的魅力，觉得只要他邀请政府，他就是财神，现在他意识到他必须找到最佳组合，把政府资源变成财富。

事实上，这也是市场的选择。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为支柱的房地产业必须快速发展，政府必须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这种逻辑关系决定了杨红义开一家火锅餐馆和做房地产的不同命运。

比理解这种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我听了一个关于杨红义的经典故事:在副县长任期结束后，当组织部考察他的行踪时，组织部的一位领导听说他曾经在一家纸品厂工作，并告诉他单位收发室的纸品是旧的。你能帮忙解决它们吗？杨红义说他只能帮助以批发价购买，然后他的升职就没了。因此，当他反思自己仕途上的失败时，他意识到自己性格的坦诚和缺乏社会关系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市场经济改革，但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是许多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根本原因。

杨红义用他在海上创业的故事证明了这一事实，但他并不激动，因为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这和他父母申请纺织大学一样，组织部决定让他离开副县长的位置，这个选择不是他自己的。因此，当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学校的校长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房地产老板的傲慢，而是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中国人的活力和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