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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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玉

1968年，后来成为法国总统和欧元战略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发表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讲话。他说:“简而言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所有国内经济政策，美国也不例外。”

命运并没有夸大其词。1999年，当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欧元之父蒙代尔获得诺贝尔奖。他为自己的诺贝尔演讲选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题目“回顾20世纪”，试图简要概括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与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蒙代尔说:“我试图阐明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要特别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在本世纪引发了许多政治变革。迄今为止，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知之甚少。美国的崛起和美联储的错误政策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蒙代尔经济学选集》，第6卷(中译本)，向松佐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为了拓宽历史视野，为了深刻理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内在规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对于资本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崛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甚至是最关键的一环。

数百年来，思想家们对人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起源提出了无数的解释和理论。例如，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宋巴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然进化论和资本积累导致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诺斯等人的私有产权理论与交易成本；肯尼斯·波美拉兹的“大分流”理论；白银资本理论；卡尔·波拉尼《大变革》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起源的分析。

对这些理论的仔细考察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这些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认为，货币信贷和金融体系的创新和演变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令人兴奋和发人深省的是，资本主义货币信贷和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货币信贷和金融体系，而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名理论是“资本原始积累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六章，所谓原始积累，开篇就说:“我们已经解释了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更多的资本。”然而，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剩余价值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商品生产者拥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似乎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只有假设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出现之前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亚当·斯密称之为“前积累”)，我们才能跳出这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这种原始积累过程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

那么，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和动力来自哪里呢？那就是国家信用和国家债务，国际信用和国际债券。马克思明确指出:“公共债务已经成为原始积累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就像挥舞魔棒一样，它让非生产性货币变得肥沃，从而将它转化为资本，而不必承担投资工业的风险，甚至不必承担投资高利贷时不可避免的劳动和风险...除此之外，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证券交易、证券投机，简言之，交易所投机和现代银行通知蓬勃发展。”

马克思认为，国际信用体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兴起的秘密，国际借贷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与国债同时产生的是一个国际信用体系，它往往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威尼斯借给荷兰大量的金钱，威尼斯掠夺制度的卑劣行为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隐藏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从1701年到1776年，荷兰的主要业务之一是借出巨额资本，尤其是借给其强大的竞争对手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同上)。

马克思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实际上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当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国际信用关系的直接写照。国际借贷、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一直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驱动力。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著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旨在总结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兴起。他的核心主题和结论是金融资本主义。首先，伟大的地理发现和随后西欧列强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尤其是对贵金属的掠夺，为现代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白银资本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人从美国获得的白银已经成为打开贸易大门的咒语。”“在经历了巨大变化的远东，白银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世界时间)(中文版，第236-237页)。石译。三联书店”)

其次，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首先表现为金融中心的转移，从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安特卫普、汉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从伦敦到纽约。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转移的背后是资本形态的演变和飞跃。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资本形式、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才能永远保持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到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无疑已被伦敦取代，正如威尼斯被安特卫普取代，伦敦将被纽约取代一样。”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的核心原因是阿姆斯特丹未能有效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而是过度沉迷于金融投机。“阿姆斯特丹的首都已经从承担经济活动的基本任务(有益的任务)转变为从事最复杂的金融活动。”“阿姆斯特丹应该重复同样的错误，放弃仓储贸易的实际利益，追求空从食品中获利的虚幻希望，甚至用它的资金促进伦敦的繁荣，以便伦敦能够肯定地赢得竞争。无论是正常的进化还是异常的发展，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似乎预示着成熟阶段的到来，这是秋天来临的信号。(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时间》)(中文版，272页)。石译，，三联书店出版。(

第三，布劳德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人类历史某一阶段突然出现的怪物。然而，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中，金融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控制、统治和压倒一切的地位。“资本的历史跨越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先于工业革命，贯穿整个过程，并超越工业革命。”“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古老的尝试。当工业革命开始时，它有一段很长的经历，而且不仅仅是商业经历。”布劳德尔将资本分为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19世纪初的英国，资本以其通常的和仍然活跃的形式出现。直到1830年，农业资本仍占英国物质财富的一半。工业资本起初逐渐增加，然后突然扩大。商业资本历史悠久。虽然它的相对地位不是很重要，但它已经在世界上迅速传播并创造了殖民主义。最后，金融资本(银行和金融的结合)出现在伦敦统治世界之前。(同上，第698页)

布罗代尔同意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论述。希法亭认为，正是在20世纪，随着大量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各种形式的资金大规模集中，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形成了三位一体。工业资本主义是父亲，商业资本主义是儿子，地位较低，而金融资本主义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地位最高。布罗代尔评论说:“除了这个有争议的形象，我们不妨记住，希法亭反对单一工业资本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世界有许多形式，其中金融资本——他心目中的最高形式——往往渗透到其他形式，然后控制和压倒其他形式。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以上引文均摘自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时间)(中文版，第698-699页)。石译。三联书店)。

金融资本的形式可以渗透到其他形式，进而控制和压倒其他形式，这实际上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布罗代尔说:“金融资本主义不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早在过去，以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为例，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正常的投资机会已不足以为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金融资本已经把商业港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进一步征服了整个商业世界。(同上，第699页。)“金融资本的规模和能量日益增长。一方面，工业革命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储蓄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金融革命刺激了金融工具数量和金融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张。现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商品交易、衍生金融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所有这些都起源于16世纪初，当时是全球商业资本主义的黎明。

第四，布劳德尔认为，推动英国崛起的最重要力量是金融体系，尤其是英国国债市场。布罗代尔说:“从1780年到1785年，英国成为公认的欧洲经济世界的主人。”英国市场同时完成了三项任务:主导国内市场、主导英国市场和主导世界市场。欧洲自1750年以来一直繁荣，英国也不例外。(同上，第430-429页。)“那么，英国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布罗代尔随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英国经济明显上升的诸多迹象中，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应该首先列出哪些标志？英国商业生活的等级制度？还是惊人的高价格(高价格在英国不仅是一种劣势，而且还有吸引外国产品和不断刺激国内需求的优势)？或者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不低于富裕的荷兰？还是英国的贸易额？(同上，第43页。)”

布劳德尔的回答是:“所有这些无疑都起了作用。英国的繁荣将导致一场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工业革命，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的上升势头、英国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也是因为18世纪欧洲活跃地区所共享的繁荣。它还受益于一个特殊的机会，这个机会推动英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并没有始终意识到这一点。英镑是一种现代货币。英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超越现代化方向自动形成和演变的体系。英国公共债务作为长期或永久债务坚如磐石。这个基于经验的系统将被证明是一个具有卓越功效的技术杰作。当然，回顾过去，公共债务也是英国经济健康的最好标志:无论源于所谓的英国金融革命的体系有多聪明，它都必须按时偿还公共债务持有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样做和保持英镑的持久稳定一样费力。(同上，第430页。)”

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都一致强调金融体系对大英帝国崛起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的《帝国》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许多血战，最终打败了法国，从而夺取了法国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从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到亚洲的印度。弗格森写道:“这是海上霸权取得的胜利，而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海上霸权，是因为英国比法国有一个关键优势:借债的能力。”英国拥有的战争资金的三分之一是通过融资获得的。英国金融机构在威廉三世时代复制了荷兰模式，现在它们已经将这些模式完全整合到自己的系统中。彼得政府通过向投资大众出售低息债券来分担战争成本。法国只能被迫乞讨或偷窃。正如伯克利主教所说，信用是英国相对于法国的主要优势。正是国债支撑着英国海军的每一次胜利。国债的增长——在七年战争中从7400万英镑增加到1.33亿英镑——也反映了国家财政实力的增长。(尼尔·弗格森《帝国》(中译本)，中信出版社，第一版，2012年，第30-31页。(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16世纪在美国发现白银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史上，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正是来自美国的滚滚白银变成了全球贸易资本或商业资本(通常称为“白银资本”)，打开了欧亚、欧美国际贸易的大门，不仅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也催生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

张玉嬿和高智的著作《美国的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崛起》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白银资本与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崛起之间的关系。他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表明伟大的地理发现和随后美国白银的推出是开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奇钥匙。

美国白银的直接影响是财富的分配、新资产阶级的崛起和一些土地贵族的衰落。财富分化和阶级重组不可避免地需要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经历了一系列长期而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内战之后，欧洲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一种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新的政治模式。英国的“光荣革命”是美国白银推动的欧洲政治革命的顶峰。

美国白银的贡献远不止政治革命，但金融革命可能更重要、更深远。新兴资产阶级对国王和政府权力的限制迫使国王和政府寻求新的融资手段，国债市场应运而生。同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更加有效，规则更加丰富，这使得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逐渐成为最有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债券市场和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起初是一家私人银行，后来逐渐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美国白银刺激的“金融革命”的顶峰。

不仅如此，美国的白银还间接促成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的建立。“欧亚之间的金银交换直接促成了英国金本位制的建立，并对西欧的白银市场和价格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美国白银通过欧洲大量出口到亚洲，以换取大宗商品和黄金。黄金到达欧洲并留在那里，被欧洲政府用作大规模商业清算和支付的主要工具，为金本位制的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张玉嬿，高静，《美国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20-121页。)”

让我们简单看看贵金属从美国流入欧洲大陆的情况。在16世纪的前几十年，每年从新大陆流入欧洲的金币和银币的数量大致相等。然而，秘鲁帕托斯银矿的发现，已经引起了金属硬币流入情况的惊人变化。帕托斯银矿是秘鲁(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三大银矿中的第一个。采矿始于1545年，仅在皮萨罗为利马奠基10年后。很快，帕托斯的银器装满了西班牙帆船，这些帆船不断被运回西班牙，从而进入荷兰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帕托斯银矿开采后，平均年产量立即达到500多万盎司。1581年至1600年间，年产量上升到800万盎司。从1601年到1620年，平均年产量仍高于600万盎司。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30年里，世界每年的白银总产量约为150万盎司，1544年前增加到约300万盎司，1545年至1580年间达到约1000万盎司，1580年至1620年间增加到1300万盎司。此后，白银产量开始停止增长并逐渐下降(以上数据引自《蒙代尔经济学选集》第四卷(中译本)，翻译成宋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1-22页)。

如此大规模的白银流入彻底颠覆了欧洲的多标准体系。随着白银价格迅速跌破造币厂规定的官方金银价格比率，著名的“格雷欣规则”开始生效。黄金开始从流通中消失或被切割。光荣革命前后或斯图加特王朝后期，英国经历了货币本位混乱、货币重铸、国际收支失衡及其调整的痛苦过程。当时，几乎所有英国最著名的大人物都参与了关于货币制度或改革的辩论，包括杰出的政治家，如约翰·萨默斯勋爵、下院议员、大法官和上议院议长，以及查尔斯·蒙塔古(1661-1715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大法官和首相)、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和科学家牛顿爵士(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1696年，他被任命为皇家铸币局局长，1699年，他被提升为铸币局局长，直到1727年去世。

尽管这场辩论涉及到许多一流的任务，但大英帝国的货币改革(即重新定义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比率，并创新性地铸造双金属硬币)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如果国内货币体系不协调，与国际主流货币体系不一致，特别是当国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货币价格)与国际市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国内货币政策和货币改革必须考虑国际市场流动性、货币替代、货币进出口和投资者套利行为的影响。否则，我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货币改革的失败(历史上被称为“大英帝国的货币重铸”)是忽视国际主流货币体系惨败的经典案例。凭借洛克的智慧和牛顿的天才，他们没能理解简单的价格原则或“格雷欣定律”，这表明经济思维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哲学和科学的思维形式(20世纪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简单的经济常识。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于1925年出任财政大臣。他无视当时英国暗淡的经济形势，相信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和一批传统投资银行家的鼓励下，无视凯恩斯的建议，毅然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英镑汇率恢复金本位，将英国经济完全拖入衰退深渊，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货币和金融动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1920年美国股市的疯狂、1929年股市崩盘和1930年大萧条。丘吉尔后来承认恢复金本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鲁莽错误。另一个是基辛格。据说基辛格还承认，每当他听到汇率和通货膨胀等术语时，他马上就大吃一惊。作为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主要成员，基辛格并没有在经济和金融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问题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比率。当时，骆家辉起草的货币改革报告确定英国官方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即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一盎司白银的15.5倍)。方法是将英国主流金币(所谓的基尼金币)的含金量从22粒降低到21.5粒。然而，当时的国际贵金属或国际金融中心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里的黄金与白银的价格比为15:1，这意味着伦敦的黄金价格比阿姆斯特丹的要贵。从荷兰进口黄金并将其铸造成基尼硬币可以获得大约5%的利润。国际投机套利很快允许大量黄金流入英国，同时银币出口到国外。英国再次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

到1717年，情况越来越糟。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是铸币厂的负责人，他最终理解了货币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并提出通过将基尼金币中的黄金含量降低到21粒来降低黄金价格(此时，黄金与白银的比例降低到15.21:1)。然而，能精确计算天体轨道的牛顿，却无法计算伦敦的金银价格比较和荷兰的金银价格比较之间的差距及其后果(牛顿有句名言:我能计算天体轨道，但我不能计算人性的贪婪。就这样，他总结了自己参与南海泡沫悲剧性失败的经历、教训和感受。).即使伦敦的金银比例设定为15.21:1，它仍高于阿姆斯特丹的15:1。国际套利仍然有利可图。

牛顿爵士没有预料到的是，就在他重新确立英国货币平价的时候，国际货币供应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黄金开始不断从巴西流向荷兰和法国，两地的金银平价降至15:1以下。伦敦被高估的黄金价格越来越严重，人们继续向国外出口银锭，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几十年后，当乔治三世在1760年登上王位时，银币几乎完全从英国消失了。1774年后，白银在英国甚至部分货币化。最后，英国偶然发现了金本位制(《蒙代尔经济学选集》，第6卷(中译本)，宋佐译，中国财政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99-101页。(

1805年英国赢得特拉法加战役，1815年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后，大英帝国各方面的力量迅速增长，崛起的帝国开始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和“统治”世界，货币和金融也不例外。随着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要货币和金融中心，英镑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为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关系，从19世纪开始或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当时英镑逐渐获得了其主导地位。

(选自新书《新资本》第七章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总的来说，当前反腐倡廉的总体形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