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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来源:中国企业信息网作者:郑衣冠更新时间:2020-08-09 14:02:0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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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十年,新一代领导人可以理顺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建立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并通过进一步改革推动司法、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新政府将找到在一些核心和关键领域进行改革的方法,包括国有企业。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十年创造一个先低后高的发展模式。

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世界经济第二次陷入动荡,给世界经济的未来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克服当前的经济低迷,应对外部冲击,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和矛盾,挖掘引领发展的积极因素,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未来十年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面对艰巨的任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必须克服国内外各种困难,使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本世纪头十年的辉煌。《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探讨了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走向。

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经济的低谷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出现

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自第二季度以来经历了大幅下滑,外部经济动荡带来了新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期了吗?

李稻葵:短期内,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的风险。虽然温和的经济刺激没有如期出台,但主要原因可能是决策者特别担心房地产价格的反弹和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毕竟,这项温和而刺激的政策已经出台,并将在明年上半年发挥一定作用。中国经济将在短期内保持接近8%的相对稳定的增长率。

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到来。在此期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将动荡,乱世仍将是国际形势的主旋律。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美国经济调整的阵痛将会反复出现,并带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然而,中国对出口和房地产的长期依赖是不可持续的,新一轮改革,特别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改革,不能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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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如果新一届领导人能够抓住机遇,重新凝聚改革的基本力量,启动新一轮改革措施,巩固现代经济基础,那么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十年的后五年内恢复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因此,这不仅是以前的低水平,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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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外部影响?如何解决国内危机?

李稻葵:未来三到五年,各种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将面临极其复杂和严峻的考验。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要彻底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中间难免会有一些波折。一个乐观的估计是,在未来两年内,欧洲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的解决框架,并逐步解决危机。这场危机比欧洲债务危机更严重,尚未完全爆发,是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进一步动荡。美国的金融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其基本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包括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在内的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人均债务水平高达10万美元。这一系列困难不能简单地通过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解决,从根本上减少福利支出、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也是不可避免的。最令人担忧的是,经不起审查的美国公共财政数据将引发新一轮资本市场动荡,美国债务危机和美元危机将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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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三到五年的困难更多地体现在国内经济运行上。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正在退出舞台,包括房地产。未来几年,房地产投资完成量无法回到过去十年的高增长率,中国的高地价和高房价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对经济的驱动力不能保持很高。同时,作为中国加入wto后重要增长引擎的出口将受到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将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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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增长潜力巨大,新的亮点将会出现

《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旧增长机制的退出能被新的增长亮点迅速弥补吗?这些新的亮点会出现在哪里?

李稻葵:首先,这些新的增长亮点是家庭消费的逐渐增加。根据我们的计算,自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每年增长约1%。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但需要3-5年才能达到45%以上。城市化将继续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由于公共财政改革力度不够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待解决的压力,城市化不会直接转化为巨大的新的增长动力。至于产能转型和由东向西转移,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会有一些困难,这种增长势头不能完全形成。因此,从国内来看,新的增长点不可能迅速崛起,取代旧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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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你在微博上提到,虽然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各种挑战,但增长潜力仍然巨大。你为什么这么说?

李稻葵:首先,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它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美国的18%。即使中国经济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它仍将从18%上升到35%——也就是说,拉美国家的发展相对于美国空.的平均gdp水平如果中国能够推进一系列改革,那么中国的经济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无论是35%还是75%,中国经济从18%开始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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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一个大国。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腹地,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开发。这些地区的人民仍然很穷,当地经济充满活力,人们努力工作的热情仍然存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一个大国的经济不同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从长远来看,中国可以走上一条不依赖外部需求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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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原始动力依然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普通人到精英,仍然对当前的经济体制不满意,改革的呼声仍然很高。这种改革的原始动力可以由新一代领导人凝聚起来,形成新的改革动力。这与1985年的日本完全不同。在1985年的日本,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停滞和停滞的迹象,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美国的18%的基础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未来10-20年仍有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中国经济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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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国有企业改革应进一步市场化

记者:“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国企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你如何看待阻力?”

李稻葵:目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十分突出。最需要的改革是显而易见的,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存在的。“国有企业不能改革。目前,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占用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和政府资源,但效率不高,必须进行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有利于整体经济形势,也是对国有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激励,他们也是受益者。我不认为国企改革会导致有人输,有人赢。相反,他们都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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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市场化。国有企业应充分引入市场,并与其他市场参与者同等对待。人事的任免、薪酬和管理应完全市场化,不受行政干预。国有资本应当适当提取,同时,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的收入可以为今后增加财政支出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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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0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已经从完全信任政府、信任计划的模式,转变为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人。你认为它的意义是什么?”

李稻葵:“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督方式,并不是要彻底取消行政审批,而是要使行政审批过程尽可能科学、专业、透明,而不是垄断政府部门。

大量不必要的审批决定将移交给企业家,而环境评估等核心决定将移交给临时成立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与目前纯粹的行政审批相比,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更加客观,不易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这样可以大大释放私人投资的热情,同时减少暗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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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跟进市场化改革,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和法律环境?

李稻葵:“巩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基础。为人民建立最基本的福利制度,减少人民对实行市场经济的焦虑,给市场经济参与者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包括基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进一步认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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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增强司法部门的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跨省、跨地区的审判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干预;此外,有必要完善行业专业审判制度。以证券市场司法改革为例,有必要将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并在当地高等法院设立证券审判庭,领导证券案件的调查、诉讼和判决。这将大大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促进行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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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所研究的公共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是什么?”

李稻葵:“公共财政改革需要新思维。其中,税制改革的关键是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要根据地方民生支出的需要进行转移支付,同时要进一步增加资产和资源的税收。未来的财产税应被视为地方财政改革的突破口,其收入可移交给基层政府用于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其收入和支出应透明公开,并由纳税人进行实时监管。在公共财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资产和负债的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与西方完全不同。各级政府都有大量的资产和负债。资产负债表管理关系到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过去依靠土地融资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完全依靠地方税收负担的方式是不可行的。更合适的方式是通过持有一些公共资产来获得长期和可持续的收入。例如,地方政府可以投资土地,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开发和持有一些房地产,并以市场价格或优惠价格出租,这不仅增加了公共住房的供应,还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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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改革需要大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在于银行,化解风险的关键在于资产证券化。目前,中国银行的资产(2.75,-0.06,-2.14%)过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以上,远远超过a股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了降低风险,可以通过银行资产证券化将一些成熟的资产出售给债券市场,并要求银行以外的投资者购买这些资产,这将减轻银行再融资的压力。更重要的是,银行的部分资产将转移到债券市场,这将降低资本市场配置失衡带来的风险。此外,银行可以轻装上阵,专注于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这样它们的主营业务就能更有效地运作。银行体系改革也需要强调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利润非常高,银行业的垄断非常严重。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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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改革必须标本兼治。有三种方法可以治愈症状:第一,适当减缓ipo速度;第二,动员一些长期资金投资股市;第三,对股票市场进行适当的债券化,即要求企业支付股利,这样投资者就可以直接从股利中获得长期的股票持有收益,而不需要依赖内部信息。在治本方面,主要是通过证券司法改革解决制度中的问题,完善行业审判制度,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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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改革不是纸上谈兵。你对改革的成功充满信心吗?”

李稻葵:“在前三至五年后的新一代领导人就职,中国的经济将非常困难,但这种困难可以完全转化为改革的动力。通过国内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运作,我们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经过这一系列努力,预计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十年的后五年将有一个相对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未来十年发展的现实。”

标题: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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