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把国企“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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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文

7月22日，2015年全球500强企业名单发布，共有106家中国企业入围。上榜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排名普遍提高，这表明中国企业仍保持着“大跨越”的良好势头。这让人们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的讲话。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好。”先做大后做强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做大仍然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首先，我们必须使它们更大，然后在更大的基础上使它们更强更好。

把大放在什么位置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国有企业价值转型的重要体现。任何口号，作为一种政策取向，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前提。国有企业早期发展的目标始终是做大、做强、做优。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不再强调单纯做大规模的工作，而是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因此，“使它更大”的提法曾经被删除。例如，在2013年底召开的国资委年度工作会议上，制定了“持续推进企业做强做大”。到2014年底，在SASAC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口径被微调为“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事物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各种矛盾。面对新形势，提出新要求是很自然的。Xi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再次把“扩大”放在首位，这表明扩大国有企业是为了满足全球资源配置的需要，是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

事实上，变得更大、更强和更好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发展的角度看，“变得更强更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做大是前提，做强做优是目的。只有做大了，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拥有市场资源的控制权和话语权，才能获得实力和优势。国有企业的扩大可以降低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形成企业长期平均成本随产出增加而降低的经济模型。如果不扩大国有企业，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真正超越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企业和国家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做大、做强、做优是国有企业由低到高发展的要求，做大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有条件的时候要努力做强、做优。中央企业产业集中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与同行业国际大型企业存在一定差距，外向型产业存在恶性竞争或严重产能过剩，中央企业迫切需要重组整合。现实让我们清醒。如果我们不把企业做大，我们怎么能说变得更强更好呢？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合并是为了增强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形成更大、更充分的话语权。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一瓶新的陈年老酒，而是事物发展的螺旋上升。过去，我们所理解的更大是在传统工业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这种简单的扩张本质上是一种外延式扩张，其特征是投资物化、利润短期化、片面强调物质资源投入，粗放经营的结果是资源浪费，使国有企业患上了刚性组织的工业病和大企业病。

现在，扩容的提议是在信息化浪潮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粗放型的扩张模式，优化生产方式、企业制度和资产管理，获得以智慧为核心的无形资产的长期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优化企业的“大商业模式”。因此，这种扩大包含了内涵更强、更好的客观诉求。例如，习近平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效益”，其中“有利于扩大国有资本的作用”体现了“扩大”国有企业的新要求。“扩大国有资本的作用”是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价值、竞争力和控制力，使其做大、做强、做优。扩大国有资本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将私人资本引入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相对控股的情况下，以少量的国有资本与尽可能多的民营企业合作。中国建材吸收了70%以上的民间资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泥企业，形成了对国内外市场的控制，即实现了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因此，在近期，这是变得更强更好的基础和唯一途径。

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大？一是重视公司治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掌握两个法宝，一个是兼并重组，另一个是混合所有制。到2015年，国有及国有企业改革将逐步实施，其中中央企业的整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也是一个迫切需要。目前，中国企业正迎来融入全球企业的重组期，并购、分离、剥离等各种重组行为的频率将会增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家战略和市场规则的双轮驱动下，具备竞争对手国际化条件和产业发展潜力的中央企业之间的强联盟将适时出现。当市场连续几天下跌时，国资委在7月8日的“保持稳定”声明中表示:“国资委将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深化改革，加快企业重组和整合步伐，提高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这证明，加快企业重组和整合的步伐是一个承诺，也是可以期待的。

第二，我们应该在变大的过程中融入变得更强更好。我们不能把中央企业的扩大理解为简单的合并。目前，中央企业兼并存在一些问题。要做大、做强、做优必须同时进行，否则，就会走上粗放扩张的老路。我们不应只考虑效率的价值，而忽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过去，我们盲目扩张时忽视了企业和客户的公民身份。实践证明，企业不仅生活在实体经济的空，同时也生活在社会中。因此，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应该真正做到“顾客至上”，注重社会效益。只有让国有企业的整体利益更大，它们才能真正变得更大。

第三，要清除阻碍中国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各种障碍。一方面，要防止改革后出现的不良效应，扼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活力。所谓改革后发劣势，是指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领导体制等上层建筑的改革因过于强调改革的渐进性而被推迟，阻碍了经济体制、企业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深化，从而导致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集体崛起的发展势头停滞或倒退。另一方面，要防止“国有企业通病”和“大企业病”在中国国有企业再次发生。如果制度和机制不改变，就很难摆脱旧习惯，从长远来看，也很难恢复。永远不要被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所蒙蔽。在这方面，稻盛和夫的“变形虫组织”和通用电气的“无国界管理”的经验值得中国国有企业认真学习。

总之，要成为国有大企业，需要从结构调整和混合经济发展入手，注重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和功能分类，这需要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