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错”、“中”的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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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敏

“对”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对”在汉语中也是成对的意思。问题是为什么成对的“对”和“对”是同一个词？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对”字意味着一切事物都是作为两个客观属性而存在的，它们是成对的、对立的、互补的。因此，它从词义上表明，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从而才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一面。俗话说，“你只知道一件事，却不知道另一件事”，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那么“错误”的哲学内涵是什么呢？本来，它也是“对”这个词的哲学意义的扩展，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矛盾是交错的，不能联系或不匹配的，那么必然会有片面的理解，所以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一阴一阳即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揭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本质。这里的阴阳也是理解事物整体属性的最基本的一对。我们通常说，我们应该了解事物的内在矛盾，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这实质上是对这个词的哲学发展。形而上学片面理解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没有从矛盾的分析和“对”的必然联系中认识事物。因此，可以说，“对”和“错”这两个词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中华文明认识论最基本、最深刻的哲学内涵。

既然“对”是指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那么把一切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就是《道德经》中“一”的哲学含义，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这里应该强调的是，“一”和以下数字都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个“一”包含了上述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以它被称为“一生二”，也就是说，它是“正确的”。同时，因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内部的统一，所以它们之间必须有一种中间联系才能形成统一。因此， “中间”是不同于两端相反和互补属性的第三个属性，是“三”。至于这“三”，它处于矛盾双方具有不同属性的“中间”状态，即矛盾双方的交集。因此，它具有矛盾双方的叠加属性，从而成为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枢纽和事物统一所依赖的关键环节，是矛盾统一的重要体现。我们通常谈论的一切都可以分为两类。这里的关键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站在中间来分为两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中和、兼施、中道、中观、主观能动性”等都在这个“中间”时代空的地位或状态中发挥作用，所以“中间”一词具有极其重要的整体主义哲学、系统论和协同论意义

当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的特征时，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到，上述“中间”也是西方形式逻辑中的“中间”即“排除中间的规律”。它只是中国文明中“中和”、“中道”、“中观”的一对“对”，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类思维方式中作用的重要体现。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词吗？因为“有一个权利，就必然有一个中间”，而“必然有一个反面(指自然)”是一个客观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传统文化所重视的这种“中间”的哲学内涵，实际上必然体现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例如，在经济领域，“供求交换中的货币流动、双方交流中的信息流动、两地贸易中的运输和物流”、“社会治理中的贫富均衡制度、机制和制度”以及通常被提到中间位置的“平台、枢纽、互联网和平衡点”，都具有“中间”的哲学内涵。例如，支付宝和余额宝的互联网金融，因为他们是资金和货币的清算中心，可以成为信息枢纽，沟通时间，空房间，货币，资本和物流之间的供需双方。它们处于市场供求双方的“中间”位置，这决定了它们必然会成为市场信息最丰富、市场能量最强大的焦点和创新源。如今，所谓的第三方支付体现了“中间”的市场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事物整体中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沟通事物正反两方面属性的特殊功能，“中”属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维持事物均衡发展的重要功能。从方法论上讲，“抓住中间带的两端”和“拓展提纲”也是“钟”哲学内涵的具体发展。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还必须重视“中间点”——供需平衡点、虚拟与实体平衡点、公平与效率平衡点等。在经济系统的运作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叫做“中央”，把道路和桥梁叫做“交通”，而北宋的纸币也叫做“交子”，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精髓的发展，绝非偶然。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上面讨论的“中间”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交集，因此它具有“一而二”、“是而非”的特征。现代西方科学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研究了这部分知识，但他们还未能从根本上理清头绪。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复杂性和非线性科学，是因为这部分内涵遵循的不是形式逻辑研究和应用的认识论规律，而是辩证逻辑研究和应用的范畴。以现代世界经济普遍关注的汇率制度安排为例，实施浮动汇率有其优势，实施固定汇率也有其优势。如何做决定？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到美国是世界经济的货币。如果我们忘记当前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谈论汇率改革，我们无疑会陷入二分法，失去“三”的整体理论。美国之所以能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化解国内矛盾，是因为美元占据了世界货币的“中间”，那么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也就是说，防止美联储“持有第二种服务”，降低汇率波动的单边预期，实行相对美元固定的汇率制度，逐步探索和实施“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国际化战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纵观当前“市场”与“计划”(或计划与行政)之间的争论，根据西方形式逻辑的“排除中间法则”进行推理无疑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的逻辑使他们看不到计划和市场由于条件不同而各有利弊，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我们就可以“两头抓，为民所用”(《礼记·中庸》)，不是更好吗？很明显，我们现在搞的“混合所有制”，是“中国”哲学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的具体运用，“一国两制”也有这个意思。

“钟”的神秘和深远意义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精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和运用好它？由于不同的人的认识水平、不同的环境背景、不同的对象和科技支撑条件的限制，这一本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官僚主义误读和误导，走向了反面。特别是，基于国家幅员辽阔，官僚利用其在中央政府与民众之间处于“中间”地位的“组织优势”，垄断、阻断和隔离国家治理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善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有很强的扭曲和影响中央政策的能力。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组织行为中,“极其光明和温和”的“中间道路”哲学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为“模糊、不明确和类似”的官僚明哲保身之道，同时也为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提供了一个法律原则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重要问题都需要通过文化激进改革、哲学认识论中辩证逻辑的科学、形式和协调的理论创新、组织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程序闭环管理以及信息技术的大力推广和应用来彻底根除，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历史性的新机遇。

《庄子·田芸》记载，孔子51岁时仍问老子，但问了两个问题:“阴阳”和“度”。这与我们讨论的“对对对”和“中间”等矛盾有着相同的内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告诉我们，要想把握各种矛盾“成对”的“度”和“中间方式”，只能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介入事物内部发展的“中间”过程，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其规律。这就像人们需要骑自己的自行车，然后他们可以掌握平衡。它还真正体现了实践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哲学内涵！从理论上讲，随着信息技术、非线性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复杂性，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广义定量理论的建立，无疑为把握人类永恒的“矛盾”和“两者并用”等问题提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机遇。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式和内涵，增强其可操作性，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哲学指导和技术支持。目前，它还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技术工具。

要深入思考“对”、“错”、“中”的哲学内涵，也要通过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认真学习和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总结:“对立统一规律适用于一切事物，这样研究问题，就有了一致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许中缘《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5页)。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是“一门科学应该从分析矛盾开始，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军总结出“敌进我退，敌留我扰，敌疲我斗，敌退我追”五对，《论十大关系》有十对。这些是矛盾理论的具体应用，即对立统一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矛盾论》讲的是事物内部成对的客观规律及其螺旋运动，而《实践论》则强调人们应该深入事物的发展过程，以了解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澄清了“中间”的深刻内涵。显然，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通过具体实践，有意识地运用寻找“对”的矛盾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等领域发展中的各种“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下面从经济理论建设的角度简要分析上述哲学意义的重要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它仍未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大学、主流媒体乃至国家宏观政策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术语，这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言必称希腊”的情形有些相似。

事实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以“一阴一阳即道”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指导，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亚当·斯密的交换产生分工之外，还必须有合作产生分工。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交换生产分工的理论实际上包含着私有制，而合作生产分工是公有制的理论基础。至于西方经济学中理性假设的片面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按照逻辑学的观点，理性本身有两种形式: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而老子哲学在中国则明确提出“天道可以补其不足。”人的方式，否则，损失不足以报效有余。谁能抽出足够的时间为世界服务？只有道家(《道德经》第77章)有“道”的两种功能。同样，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三个假设)表明，同时一定存在无效市场；我们知道哈耶克的“货币长期中性”不能排除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事实上，他们的观点都集中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间性”的不同理解上，但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中间性”的辩证逻辑概念，而是始终围绕在“排除中间性规律”的二分法的形式逻辑之内。因此，我们无法找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利润非中性所导致的严重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综上所述，在经济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经济理论受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影响，一开始是“排在中间”，即消除矛盾，最终陷入矛盾、冲突和危机激化的泥潭。我们的“中间道路”、“中间观点”和“中和”的优点从一开始就承认了矛盾，并从对矛盾对的分析开始。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控制矛盾，找到主要矛盾交叉的中间平衡点，实现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显然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哲学的精髓和唯物辩证法的优势！因此，在理论创新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用辩证逻辑来控制形式逻辑，密切关注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矛盾和不相容对，同时更要意识到理性预期、逆向选择等理论的出现，特别是在资产证券化之后，资本流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 货币和信贷逐渐演变成主客观变量等重要的客观现象，并更加关注这些变量背后的主观因素。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经济理论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必须以辩证逻辑为理论基础，以形式逻辑为操作方法的理论。 这一趋势必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理论体系创新提供历史性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

最后，当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的本质视角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特征——它是一种蕴含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命文明，我们的圣贤不仅具有“以命换法”的法律意识，而且具有对客观世界必然性的卓越探索和理解成果。从“阴阳”、“对”、“错”到“度”、“中道”，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一脉相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果。因此，当前，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情况下，我们要清理源头，继往开来，认真做好2013年8月20日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传统文化精髓重要讲话的实习期，从文化自信入手，牢固树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建立一个符合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经济话语体系，进而为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坚实的哲学逻辑基础和理论创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