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让“资源诅咒”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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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吴”的故乡，煤炭资源得天独厚。自然对自然情有独钟，又有区域分工的任务，这使山西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因此，煤炭成为山西的象征，资源型经济成为山西经济的本质特征。

山西的经济依靠煤炭繁荣。山西的问题源于煤炭。煤炭支撑并成就了山西，也影响甚至拖垮了山西。山西享受着巨大的煤炭红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开发代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已生产原煤100多亿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支撑。然而，大规模、高强度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也使山西逐渐滑入了“资源优势陷阱”。在日益向外部世界输送能源的同时，资源型经济的痼疾，如单一产业、环境退化和缺乏后续发展能力等，也越来越明显。

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重塑了山西经济，异化了山西文化，改变了山西发展轨迹。煤炭给山西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和财富，也给山西留下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煤炭，辉煌而沉默，是山西骄傲，也是山西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以煤代成功，以煤代失败”的表象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资源观。它微妙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煤炭资源不仅是一个诱人的“资源饼”，也是一个可怕的“资源陷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资源，资源是否是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以及资源型地区是否注定要走上发展的反面？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资源本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麻烦制造者”。由于发展观的扭曲、资源体系的缺失和发展方式的不当，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纷纷陷入资源型经济的怪圈。

金匠从不依靠口袋里的金币生活，工具袋里卑微的财产是他生活的基础。对于资源丰富的地区来说，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远比资源的数量重要。

科学认识资源优势是解决资源型经济僵局的前提和关键。优势是一把“双刃剑”。煤炭资源的优势并不总是经济发展的福音， 有时成为发展的祸根。如果我们只关注煤炭资源的优势，任由其肆虐，就会阻碍或抑制其他优势的正常发挥，阻碍工业化的正常推进。如果放弃煤炭资源优势，将阻碍或抑制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源增长，削弱国家宏观层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延缓工业化步伐。

观念创新预示着科学发展的未来。树立现代发展观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首要前提。传统发展观曾经主导着山西的煤炭发展乃至经济发展。依靠资源、保守封闭、增长优先、纯物质增长、生产第一、注重外延扩张和短期利益等观念都是传统观念的突出表现。

从可持续财富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财富由自然财富、物质财富、人类财富和社会财富组成。不同的资源开发路径必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开发结果。一条好的发展道路是，自然财富的适度减少应该基于物质财富、社会财富和人类财富的相应或更多的增加。否则，它将导致总财富的下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技术、信息、智能、系统甚至品牌、创造力和专利已经成为更重要的战略资源，财富变得越来越无形和无形。

山西的未来取决于观念的更新和演变。

人们普遍认为煤炭工业是夕阳产业。但事实上，衰落和衰落只是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资源浪费和矿难曾是山西煤炭行业最醒目的标签。从前，山西有几万个煤矿，小煤矿遍地开花，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生态破坏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煤炭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此后，经过多次整改，煤炭行业质量明显提高，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多、小、散、乱”的发展格局没有完全改变。

世人瞩目，煤炭工业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停滞。在经济全球化和能源结构不断调整的今天，改革、升级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煤炭行业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选择。大型化、集团化、清洁化、多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已成为煤炭企业发展的共同趋势，绿色、集约化、安全高效生产已成为煤炭发展的必然要求。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认为，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中，如果生产相同产品的前四大企业的总市场份额(集中度)达到40%以上，竞争秩序可能会变得正常。如果市场集中度低于40%，就会出现无序竞争。目前，美国每年的煤炭产量约为10亿吨，前四家公司占70%。澳大利亚每年生产近4亿吨煤炭，前五大公司占71%；印度每年生产4.5亿吨煤炭，其中一家公司占90%。

资源产业的分散发展和过度竞争将不可避免地毁掉未来。适度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选择，规模经济原则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是否挖煤或挖多少煤，而是如何更安全、更集约、更高效地发展煤炭。

山西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具备建设中国最现代化煤炭工业体系的最佳条件。以铁腕手段治煤、整合煤炭资源、兼并重组煤矿的“历史剧”正在上演，煤炭集约化发展步伐正在加快。计划到2010年，该省的2，598个煤矿将整合到大约1，000个，煤炭生产实体的数量将减少到大约130个。煤矿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90万吨，煤炭生产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所有煤炭企业都将实施机械化开采。已形成4亿吨和3个5000万吨的煤炭集团，煤炭总产量12亿吨，建成了中国最先进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和最重要的煤炭能源生产基地。

煤炭资源整合重组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也是各种力量的战略博弈。资源整合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长期的煤炭经济格局，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有效增强抵御市场变化的能力。它可以切断各方和煤矿的利益，净化科学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同时，有助于增强山西煤炭的议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维护山西煤炭行业的整体利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不要用血来衡量gdp”。采煤不是赌博，煤炭工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美国煤炭行业百万吨死亡率仅为中国的1%，而煤矿行业的安全事故率甚至低于商品零售业。虽然中美两国的开采条件和开采方法存在明显差异，但煤矿规模与安全生产能力密切相关是一个客观规律。

消除吸收效应和挤出效应，打破功能锁定和路径依赖，改变结构惯性和超稳定特征，是走出资源优势陷阱的必然选择。

得益于煤炭能源供应和价格优势，焦化、冶金、电力等煤炭家族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经济体系。一些专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两次增长浪潮，一次是由煤炭行业自身的繁荣带来的，另一次是由以煤炭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如炼焦、冶金和电力的繁荣带来的。这两次增长浪潮引发了经济要素配置模式、结构和效率乃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根本性变化。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影响:吸收和挤压。

一是吸收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缺经济的压力下，在增长导向目标的催生下，在资源红利的诱导下，资本、技术、人才、设备等各种经济因素汇聚到煤炭及相关产业中。以大规模、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为代价，以煤焦产业的快速繁荣为代表，从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再到竞争优势，支撑着煤炭产业家族的大规模扩张，使山西经济陷入资源优势的陷阱。吸收效应，就像一棵生长在干旱贫瘠土地上的参天大树，其发达的水平根系就像一个马力十足的“水泵”和“大吸盘”，将周围土壤中原本稀缺的水分和养分全部吸收到自己的树干中，在保证自身生长繁荣的同时，也使周围的生态恶化。

第二，挤压效应。即资源繁荣对管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一方面，资源产业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较高的沉淀成本、较低的前向-后向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效应，导致该地区其他产业发展不佳，教育、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资源繁荣带来大量溢价收入，使得经济活动更加依赖资源开发，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由此形成了“资源挤压技术、资本挤压和管理挤压”的特殊发展路径，阻碍了工业化的正常推进，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挤压效应就像一棵树的顶叶被掐掉，严重损害了它的生长点和生长。事实上，在资源型产业的挤压下，山西已经形成的纺织、机械、轻工、医药等行业长期处于贫血症和缺氧的困境，一批全国知名的知名品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资产专用性、结算成本和功能锁定是资源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转型发展的主要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大力实施“调整产业结构”战略，资源型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质量明显改善。然而，在各种计划和政策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煤炭、焦炭和铁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上涨，原因是国内对资源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传统支柱产业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更加明显。区域经济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惯性和超稳定特征。

显然，消除吸收效应和挤出效应，打破功能锁定和路径依赖，改变结构惯性和超稳定特征，是走出资源优势陷阱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资源型经济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延伸和拓展产业链，整合上下游产业，实现支柱产业多元化是煤炭产业转型的常规路径。

煤炭并不是山西的全部，所以不可能挖煤，也不可能单独挖煤。现实的困难不是放弃煤炭的支柱地位，也不是压缩能源产业的发展，而是依靠、杠杆、升华和转化煤炭产业的优势，使其成为产业资本的主要来源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煤炭产业的转型不应局限于资源禀赋优势、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而应不失时机地上升到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层次，不断拓展和延伸新的优势。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整合，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对接，煤炭产业链被重新整合，占据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建设煤炭交易中心、煤炭期货市场、煤炭金融中心、煤炭技术研发中心、煤炭行业标准制定中心等。构建产业核心竞争力，将煤炭升华为与资源相关的元素、符号或品牌，实现产业升级和质的转变，促进山西资源型经济的重生。

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年增加，山西的区域经济地位一直在下降，因此有学者称山西为“资源诅咒的样本”。

“资源诅咒”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预言，而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有趣的命题。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过于依赖简单的“采矿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资源型经济的“紧缩诅咒”，非洲陷入了自我封闭，无法自拔。资源贫乏的日本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纵观全国，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一直排在全国的下游；然而，在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国前列。尽管两类地区的发展在区位、文化和制度上存在差异，但资源丰富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一些学者称山西为“资源诅咒的样本”。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不断扩大，山西成为国家能源的“支柱”和“保证人”。然而，该地区的经济地位却一路下滑，从第16位跌至第26位，两年内平均下滑一位。此外，高度依赖煤炭资源的发展模式产生了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资源诅咒”不是资源型经济的自然“命运”。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稳定基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阿拉斯加州将至少25%的矿产资源租金、矿区使用费、矿区转让收入、联邦矿产收入份额和州股息注入永久基金。该基金分为两部分:长期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由政府机构筹集，将资源租金公平分配给人民。挪威拨出了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石油收入和预算盈余，建立了具有储蓄基金和稳定基金双重特征的国家石油基金。资金被用来弥补短期内预算收入的下降，或在长期内平衡代际预算收入与石油产量的下降和社会支出的增加。德国鲁尔和法国洛林等资源型地区大力实施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坚持不懈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成功实现了转型发展。

要避免或转变资源型经济，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如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收入分配制度、资源财富管理制度、与外部不经济相关的制度、与资源开发行为相关的制度等。坚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制度执行力，必然会把“诅咒”变成“福音”。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经济增长的引擎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制度创新，建立工业化资本积累和转化机制，是治愈资源依赖的良药，是驱除“资源诅咒”幽灵的法宝。

资源开发引起的环境问题往往是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从资源开发的源头控制入手。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将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趋势。

相关研究表明，山西每开采1吨煤，就损失2.48吨水资源和8吨共生伴生矿产资源。该省已积累了10多亿吨废石，矿区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煤炭的实际成本”指出，中国每使用一吨煤炭造成的环境损失相当于150元人民币，主要包括空的气体污染、水污染、生态退化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回顾工业化进程时，日本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对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痛苦的，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的投资高十多倍。

发展生态矿业，实施绿色矿业前景广阔。国外的经验是开展节水开采和绿色开采，促进矿区土地复垦、尾矿综合利用和生态恢复。例如，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矿业大国，率先对废弃矿山进行复垦和植被恢复，堪称生态重建的典范。许多矿山现在已经成为美丽的国家公园。

山西也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作为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中国煤炭平朔煤业公司率先在中国开展了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形成了采矿、排土、复垦、种植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建立了草、灌、乔复垦种植的三维模型。矿区土地复垦率达到40%以上，土壤侵蚀逐年减少，土壤肥力和植被状况明显改善。许多产煤区积极探索“以煤补绿”和生态补偿机制。左云县开发了地下“黑宝库”，在地上建了“绿色银行”，柳林县有“一矿一企管一山一水”等。过去的荒山和山坡变得郁郁葱葱。“右玉精神”和“太行精神”在中国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北方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典范。

“事前预防比事后补偿更重要”，消除煤矿开采造成的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关键在于建立“事前预防、过程控制和事后补偿”三位一体的矿产开发行为规范体系和服务支付体系。包括:科学预测采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和后果；通过立法，强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禁止各种可能对生态功能造成不可逆转损害的矿业开发行为；改革和完善会计制度，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鼓励矿工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严格审查矿工的开发申请报告，全面评估和有效监督预计损害、预防措施和开采后恢复计划；适时引入矿产资源综合开发与补偿制度、矿产开发前行为规范与服务支付制度、矿产开发中的即时恢复与补偿制度、矿产开发后的生态恢复制度、矿区改造支持制度，构建矿产开发中的资源与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借助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历史机遇，煤炭资源整合、“2+10”生态环境改善等重大项目已经启动，环境补偿、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正在成为工作的主流方向。

山西要建立矿业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和机制，使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保持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化是发展的灵魂。山西只有摆脱独特的“煤炭文化”，重振三晋雄风，才能真正实现“华丽转身”。

巍峨的群山像屏障一样耸立，拥抱着山西的辽阔土地。奔腾的黄河像甘露一样从天而降，孕育了古代三晋文明。从丁村文化到杜尧夏地，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山西古代文化灿烂而深邃。

然而，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国家能源基地的冻结疏离了三晋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山西独特的“煤炭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今天山西人独特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山西人普遍有“煤”的情结，他们的职业选择或多或少与煤有关。许多人从煤炭或相关行业获得“第一桶金”，而煤炭已经成为致富的捷径。在山西的“无煤县”和“无煤村”，经常听到的感叹是“没有煤！”这一声长叹不仅是“贫困”的注脚，也是“贫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余音。

“煤炭文化”反映了山西人的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一旦尝到大海的浩瀚，我觉得其他地方的水是苍白的；一旦你经历了巫山的云，你会觉得其他地方的云都被遮住了。资源的“横财”和“红利”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阻碍了发展的步伐，抑制了发展的创造力。这是许多资源型地区的可悲发展，也是山西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隐患。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有句名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山西的产业结构是锁定的，其发展路径依赖于此。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大部分是煤炭，生产调整依赖煤炭，转型依赖煤炭。他们只看到煤炭开采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沉湎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暂时繁荣，对煤炭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少关注或回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本土化更为重要。文化的力量深深植根于国家的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文化永远不能复制。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国家或地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力，而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自此，“韩流”风起云涌，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亚洲四小龙中，它首先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经济相对落后的根源是文化的相对衰落。山西不缺乏传统的生产要素，如矿产、资本和土地。 缺乏的是拓展和创新要素的能力，这需要创新文化环境的大力支持。明智的选择是走文化创新之路，用文化创新整合各种资源。创新文化环境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和引导机制，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创新价值观和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最终决定着要素组合和区域发展水平。

“金碗破了，但重量还在”。尽管受到“煤炭文化”的影响和变异，三晋文化的根基依然存在。山西文物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居全国首位，与煤炭资源的可耗竭性和稀缺性形成鲜明对比。山西文化旅游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富矿”，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从“挖煤”到“挖文化”，今天的山西人正致力于发掘三晋历史文化的底蕴，追踪现代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互动，提升文化产业水平，建设大型文化产业基地，培育优秀文化旅游产品，努力建设文化旅游强省。

文化是发展的灵魂，创新是文化的精髓。在山西，创新文化建设不仅要保护文物古迹、发展文化产业，还要改变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倡导创新精神，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形成创新的价值取向。文化创新是起点，创新文化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方向和引擎。

“文化兴山西，文化兴山西”，文化复兴比经济转型更重要。复兴三金的繁荣，就是要重建煤炭文化生态，强调文化创新，创新文化环境，为转型创新发展创造更适宜的文化氛围和发展环境。

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觉醒”。以三晋为中心的文化复兴预示着山西发展的未来，“华丽转身”不再是期待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