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专家：“我们已经从‘刘易斯拐点’往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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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农村快速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专家:“走出了《路易斯拐点》”

“路易斯拐点”后的人口红利不会马上消失

经济参考报:今年“就业不足”的表现非常突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劳动力从过剩转向不足的“路易斯拐点”？

党国英:我想不是“路易斯拐点”是否来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走出拐点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进入城市，工资水平不变，是“路易斯拐点”以前的情况。 “用工不足”的出现和报酬的上升，表明这一局面被打破了，令人高兴。 当然，出去需要过程，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短缺决不是绝对的。 “路易斯拐点”后，劳动供给对工资变化的反应具有弹性。 如果工资水平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劳动的供给和诉求就会基本平衡。 由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高，他们在城市定居的希望增加了。 实际上，从我们可以看到，至今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约有20%的收入很高的部分，已经在各种城市购买或租了套房，开始了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 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有条件安身于城市。 工资水平的上升还促使公司部分使用新设备代替工人降低工资价格。 这将深化我国经济分工，提高综合生产率，带来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

经济参考报:离开《路易斯拐点》，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 人口红利还能支持多久？

党国英:迄今为止，人口红利被认为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 但是，走出“路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我国从此就没有了人口红利，从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红利并不是遇到“路易斯拐点”就马上消失的。 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路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在80年代末左右消失，比拐点晚出现了近20年。 韩国的“路易斯拐点”出现于1980年代，至今仍享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利益。

另外，最近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大幅增加，但比国际水平低。 所以，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便宜的特点。 我想到2030年，我们的人口红利还存在。 当然，肯定会逐渐减少。

“用工荒”以猛烈的姿态出现绝对是个好事件。

经济参考报:“就业不足”折射出许多问题，如权利保障，如城市的迅速发展，这对我国进行的经济转型有什么意义？

党国英:“就业不足”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我国为实现城乡一体化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是农民不能住在城市里。 目前，一些地方户籍改革处理了当地农民在城市定居的问题，如重庆、成都等，但跨省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问题通常没有处理。 因此，一些学者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将外部二元结构转换为城市的内部二元结构。 这个城市化要求政府大规模建造廉租房，以二次国民收入分配来处理这个问题，价格很高。

但是，现在市场调节下“用工荒”以这样激烈的姿态出现，我的个体也很吃惊，绝对是个好事件。 正如我们刚才也说过的，中国经济正在努力走出“路易斯拐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能否走到这一步缺乏信心。 现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将来的一系列权利得到保障，房价再下降，他们就有可能真的住在一起，在社会结构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这一步是否能跨越，决定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否会打破。 现在这种局面是意想不到的，标志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未来或现在的“就业不足”和“就业难”并存

经济参考报:上述都是“就业不足”成为变革契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不制约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吗？

党国英:关于消极方面的影响，我想首先从现在开始，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变化比较大。 工人必须有适应这种结构变化所要求的劳动技能。 这个技能往往不平衡，简单来说供给结构和诉求结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引起摩擦，诉求的职场不能招募劳动者，另一方面劳动力相对过剩，失业和差距并存，“就业不足”和“就业难”并存，经济上也有费用，是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 另外，人口不足的公司会提高工资，但过剩领域的工资水平不会提高，领域间的收入差距有可能会变大。 简单来说，会发生一点需要社会承载力的摩擦。

经济参考报:有必要调整相关政策吗？

党国英:老实说，政府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的关键是实行已经形成的既定框架，进一步细分，加强医疗保险问题等全国统一性，进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新农协和城市医疗保险。 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政府带来很大的考验是今后考虑问题必须城乡一体地考虑，再有农村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对政策水平的要求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