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抉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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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回顾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选择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分析1978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动因、过程和绩效，阐释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意义和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和性能分析

1952年，当中国的国民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它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农业国家的特征。近代以来，无论哪个党派执政，历史使命都是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

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一五”期间，国家计划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51亿元。这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政治干预建立和实施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和投资体系，集中分散的社会资金构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优先发展重工业还要求充分保证工业、矿业、农业和林业等原材料，特别是粮食供应。当时，当国内粮食商品率低于20%时，它还决定国家必须通过政治干预建立统一的粮食及其重要资源的购销关系。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被行政部门分割，存在国际压迫时，也有必要利用国家权力整合社会资源，为既定目标服务。

国家干预经济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统一了国家财政和经济工作。官僚资本被没收后，当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大时，国家不仅开始对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而且需要将分散落后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纳入计划，支持重工业建设。从1953年开始，中国实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国建立了以占全社会92.9%的公有制为基础、仿照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只有一个以国家为代表的利益主体，这为国家在全社会组织物质生产和免费分配物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现条件。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服从国家各级下达的计划，国家按计划分配原材料、采购和包销产品，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资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劳动力由国家统一招聘和分配。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管理。在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后，农民生产的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由国家统一购销。

为了改变中国产业布局的不均衡，单方面要求各地区、各省甚至各地区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导致在群众运动中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中小企业和社区办工业。工业化最长的时期是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后持续15年的三线建设，其总投资达到3000亿元，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总投资的50%。

1958年，以农村合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运动使整个国家基本上成为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之一是“一个是大的”。“大”是指中国公社组织的平均规模和范围，即4791户。“公有”是指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以社会为基本核算单位，废除自留地、自养动物、自办果树等。，而农村地区的国营商店、银行和其他企业也分散到公社管理。第二，“一级和二级”。指公社内部的统一生产组织、集中劳动、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第三， “政治和社会融合”。指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组织单位，而且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和经营决策中，党委特别重视，实行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直接管理。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约5400亿元的资本积累，平均每年210亿元。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使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十倍以上，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6.4%提高到64%。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产业体系已经形成。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由沿海地区的80%左右上升到内陆地区的一半左右，工业布局开始趋于合理。全国各地的“五小产业”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独立的产业体系，同时也为全体人民实施了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通过票制，国家提供定量的日常必需品。通过提供公共医疗、低成本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并尽可能多地安排就业，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基本上保证了农民的最低口粮、医疗和教育以及丧偶和孤独者的生活。每个农民都可以结合生产资料，而不用担心生产过程中的破产或供销关系。尽管生活水平的提高很慢，但与旧中国许多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相比，农村仍然很稳定。它符合中国农业文明2000多年积累的“不丧偶而不平等”的社会心态。

然而，为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而建立的以高度公有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尽管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使政府主导的国民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的激励不足却难以掩盖。1953年，中国私营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约为23亿元，仅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776亿元的1/23。这笔钱集中在国家手中，在工业化建设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它消除了一种极其经济的、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方式。虽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但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全社会每个人都有食物，所以工人的收入与他们的劳动成果没有什么关系。

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管理模式。由于宏观决策中的信息不足，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和官僚主义，失误频频发生。1958年的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了三年的调整。三线建设是为战争做准备的，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军事产品，实行“山”、“散”、“洞”的原则，不仅经济效益差，而且对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也不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失衡。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下，虽然从1953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15%，但与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195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两倍；在1960年，它相当于日本的；到1980年，这个数字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1980年还不到1/20。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和它的性能折扣

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发生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它使人们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中走出来，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改革的实质是突破单一公有制，发展生产力。2000多年前的鲁先生的《春秋》说:“今天，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工作已经很晚了，还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你若分了地，你就快了，你就永远不会躲起来。”。用今天的话说，每个人都一起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不努力。如果土地分配给个人，人们会尽力耕种。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再次验证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城市改革始于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也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恢复。

开放的本质是通过扩大市场的地理范围来增强财富创造力。在湖南一个小镇手工制作的衬衫可以卖到20元人民币。如果当时出口到美国，可能会卖到80美元。这种差异意味着商机。

交换是基于在社会中提供不同使用价值的利益主体的出现。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的突破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在1979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下发生了初步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发展和壮大，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长期以来反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商品经济。按照这一思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调节供求关系。

自1978年以来，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这导致了中国轻工业的快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再次进入重工业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正在中国工业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1996年至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开始强调优化产业平均水平和实现结构升级。国家正式提出要改变持续近50年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家积极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进一步鼓励发展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2005年，私营企业占制造业的79%，占第三产业的20%。每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吸收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人。党的十五大后，国家重大放小，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结构失衡现象逐渐得到扭转，呈现出轻工业加速发展和局部外向的特点。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1978年以来实施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变了多年来“东、西、北、南急进”的格局，但也拉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自1999年以来，通过“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在过去五年里在西部地区共投资4600亿元，安排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共5000亿元。国家推动社会投资3000亿元，总计数万亿元。此后，又出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城乡结构调整中，通过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改革，以及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心镇的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到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7年的17.4%上升到43.9%。

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导致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从最初减少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逐渐集中到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彻底调整和改革，积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它不仅加强了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建设，还强化了政府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的规范职能，并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纳入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分配制度改革中，按劳分配正在被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所取代。这种分配原则不仅接近市场经济的普遍分配规律，而且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调动了不同阶层依法经营的积极性。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优先分配原则并没有自发实现平等的机制。因此，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矛盾的途径是按照效率优先的市场原则进行初次分配，然后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即通过累进所得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补贴穷人实现收入分配平等。

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一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中国历史上，由人口压力导致的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使我们在经济发展和gdp估值上总是强调“越来越快”。由于科技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用资源交换外汇。多年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给许多依赖强劲需求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带来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困境。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高污染和高能耗。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高能耗与低能源利用率并存。

自古以来，中国“富国强兵，强兵富民”的传统，总是让我们在分配财富时更注重政府而不是人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不仅是这一传统的产物，而且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强化，即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取得质的突破。1995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国家税收增长16%，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农民收入仅增长6.2%。在私营部门，社会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28升至0.47。如果收入差距太小，就会限制有能力的人的积极性，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收入差距过大会使人们的心理失衡，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这也将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惯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制度化的硬约束，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配置一些重要资源的权力。各级政府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当前的财政体系也敦促各级政府优先考虑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扩张。

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导致行政费用高。2004年，管理费用占英国财政支出的4.19%，占美国财政支出的9.9%。中国在1978年占4.71%，2008年上升到28.1%。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

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两大根本性转变之一，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应该是经济工作的中心。党的十七大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中，“以国为本”是根深蒂固的。既然是君主代表国家，本质上也是“以君主为基础”。即使有孟子的“民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它也是以民为基础、工具和手段来决定统治者的安危，而不是以民为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我们选择发展目标和方向时，我们也把“富国强兵”放在首位，以致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以人为本”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全面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为谁发展，由谁发展，如何分配发展成果。它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回归，而且简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

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更加注重物质财富。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他不仅需要物质的食物和衣服，还需要精神和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实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会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潜能的释放和实现也是财富。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发展观，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将长期追求的gdp“更多、更快”转化为“更好、更快”。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而且要重视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1992年，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考虑分配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太小也太大了。如果只有少数人富有，他们就会陷入资本主义。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及其意义。至少这个问题应该在本世纪末得到考虑。少数人获得如此多的财富，但大多数人没有。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有问题的。

生产和交换是一切社会财富增长的手段，合理分配和健康消费是社会主义的属性。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是公共的、人人的和集体的，即维护公共利益，确保人人幸福和满意。自古以来，其核心就是民生和民主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通过政治上的“选拔人才、讲信用、培养共识”，我们可以保证“学会教书、工作挣钱、住在家里、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此，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被几乎每个人所认可。

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发展时明确指出:“我们说，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仅仅指经济增长，而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指标，还要注重人力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资，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综合表现的崭新阶段。

在我国许多大型和超大型工业企业中，设计院普遍成立。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