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路径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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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期从事国有企业改制的咨询和辅导工作。近年来，在去乌鲁木齐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当我得知自己从事国有企业改制时，他脱口而出:“你帮助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私分国有资产？”

在改革咨询的实践中，咨询者必须反复讲课和节目，其中“是否改变”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启蒙内容，几乎不需要过多讨论。然而，今年8月，当经济学家们围绕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质疑，进而得出“所有产权制度改革都是侵占国有资产”的结论时，我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资本话语”和“劳动价值”

做实际工作的人喜欢谈论案件。去年，当我在重组一家大型水务公司时，该公司工会主席马劳来找我说，1990年，我向该公司要求3万元为员工注册一个技术服务部。通过员工的努力，账面资产现已超过300万元，全部为货币资金。马董事长说他是一个守财奴，除了给员工提供福利之外，他不敢从事任何固定资产或对外投资，因为他不知道这笔钱属于谁。我回答说，对不起，马董事长，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产权界定的有关规定，这些资产都属于国有资产。

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方面来看，本案至少包括以下含义:

1.“资本主义”是国有企业最本质的游戏规则。显然，这个工会的技术服务部已经从3万元发展到今天的300万元，企业价值的形成主要依靠劳动。我坚信3万元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答案一目了然。但是，根据《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产权界定规定》等部委的规定，该员工的技术服务部门属于水务公司，因为原始资本为3万元，所以所有资产都属于国家。这表明游戏规则仍然是“资本空谈主义”。这条规则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竞争，以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竞争，但它是由法律确认的。

2.在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中，政府有两个身份——公共管理者和投资者，但主要是投资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确立了企业的14项经营自主权，《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关系。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干预企业正常经营自主权，甚至无偿转让国有企业法人财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往往被理解为“行政干预”，但据我分析，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市政府不能免费转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产？因为地方政府不仅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公共管理者，也是企业的“老板(投资者)”。因此，称之为“投资者干预”比“行政干预”更为准确。这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表明，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是“资本主义”。

3.这种企业注定不能发展，必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马董事长带领员工创造了巨大的企业价值，但按照目前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他自己却无法获得相应的薪酬。如果马董事长在海外投资时“合理地”挥霍金钱或“意外地”挥霍金钱，他通常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他把钱分发给员工，根据法律，这显然是犯罪。因此，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企业必然会倒下，但奇怪的是它会发展。马董事长不错，企业还在正常发展，这要看他的党性和自觉性。但是无数的内部腐败告诉我们，这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该怎么办？必须改革！在改革中，有必要按照政府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给员工更多的福利，因为是劳动使国有企业的资产增值。

在真正的改革中，如果有人以30万甚至30，000英镑的价格用管理层收购或任何其他方式购买了这家价值300万英镑的企业，这当然是真正的犯罪。如果按照SASAC一年的规定向雇员支付一个月的补偿，这显然是少了，但可以接受；但是，根据财政部或原劳动部的规定，“员工一年工作可获得一个月的报酬，最多12个月”，这显然太低了。作为一名咨询经理，我会在相互冲突的法规中选择最有利于员工的标准，这种标准既合法，又至少尊重“劳动价值论”。目前，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普通工人的价格因严重供过于求而严重低迷(见《农民工兄弟》)。通常，我会帮助员工清楚地理解这些残酷的规则，鼓励员工不要拿补偿金并把它存入银行，而是为自己的企业出资，把企业改造成员工所有的公司。员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劳动利益的同时，也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依法选择管理者，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则获得资本利益，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人。我认为这种方法对工人的长期妥善安置和工人阶级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谁是“自我定价”

郎咸平反复强调了两个“对他伤害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法律缺失下的合法性问题，另一个是自主定价问题。基于大量的实际案例，我相当同意郎咸平的观点，但我必须同时指出，郎咸平只知道一个而不知道另一个——那些有权力或能力这样做的人往往不是企业的经营者和雇员，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营者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资助者，或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人。

2002年，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工业城镇经营一家公共燃气企业的重组。这个企业的长期政策损失当然也有管理因素，应该改变。企业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市配气网项目中的某气田长输管道工程、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外贷款已经完成，只需增加几亿资金就能享受长期稳定的高回报。然而，在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运作下，该公司的控股权将被出售给当地一家私营企业。公司从经理、秘书到所有员工都强烈反对，并委托我们对这家私营企业进行尽职调查。虽然各职能部门和公司千方百计阻挠，但我还是获得了大量有效证据证明公司只能通过短期借款实现收购，并起草了尽职调查报告。然而，在反对声中，政府强行通过了收购——资产评估机构受职能部门委托，出售价格由政府决定。一个金色的洋娃娃被带走了。

重组这家企业的故事绝不是特例。郎咸平缺乏这种感性认识，只是简单地指责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侵占国有资产，这是有偏见的。

改革路径的理性选择

一些地方政府在通过融资推动企业重组时，对绩效有一种奇怪的看法。在当地水务行业的融资改革中，东北某市政府将某国水务集团指定为唯一的谈判对象，并要求市建设局和供水公司“不能谈判就谈判”，不聘请融资顾问。因此，外国投资者设定了18.2%的固定回报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水务公司因无法确保高回报而要求撤出外资，但外资肯定没有撤出，最终达到了苛刻的退出条件。外资初始投资1.25亿元，股权转让实现1.5亿元，溢价2500万元以上；两年固定收益高，净利润总计4550万元；签订10年技术服务合同，年成本500万元。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曾悲伤地对我说:“我们签订的这份耻辱的合同是与让外资退出合同联系在一起的。外国顾问只按时收钱，从不提供服务。”这个案子不是个案。在利用外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支付了昂贵的学费。

在那些主张以外资为主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人当中，也不排除有少数人认为这样的成绩是好看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大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比较高。一些外国资本利用我们的误解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吸引政府领导人的注意。我在一个西方城市的水务部门担任bot国际融资顾问，投资者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务集团”。然而，当我分析其投资方案时，我发现该方案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利益转移体系，并通过在香港设立另一家避税企业，以技术服务的名义将大量的税前收入拿走，导致当地政府不仅要承担所有的商业风险，而且还得不到税收，无法确保员工得到良好的技术培训。幸运的是，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

我注意到郎咸平先生重点批评管理层收购缺乏监管，自己买卖。事实上，有许多重组的方法。我总结了20多种国有企业改制的方法。在所有的方法中，我最反对中国的管理层收购，原因和郎咸平一样；我最喜欢的是内部融资改革的方法——员工持股，这是建立在多层次和健全的法律法规基础上的。

借用海明威的话说，“太阳照样升起”！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坚定不移。然而，郎咸平人民的响亮质疑之声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长廊中久久回荡，帮助我们认清一些视而不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