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借鉴中把握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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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引进方面，中国在经历了“资本换技术”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索“技术市场”。按照这一思路，《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指出，为了获得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民经济的内部内容，即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从效果上看，中国确实已经放弃了20多年的市场，但在“改变技术”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如今，当自主创新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提倡和确定时，“中国制造”正在孕育着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对自主创新的呼唤似乎很快演变成了“技术市场”的负面主流声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国家政策是“技术市场”已死的真实解释吗？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之争

中国以引进技术为目的向外商开放市场后，在实践中，“技术市场”的实际效果是:市场已经放开，但技术还没有交换；换取肮脏的技术；大规模引进并没有加强我们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反而削弱了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市场化”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一贯原则。实施“技术市场”一般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第二，产品有生命周期；第三，技术存在代际差异。因此，作为一个依赖于特定条件并植根于特定土壤的“技术市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有必要调查一下技术没有真正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如果道路出了问题，它喜欢“吃现成的”，好的经验是错误的。

现实中，“技术市场”的实际质量屡遭诟病的主要原因是主体错位——吸引投资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而不是企业。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偏好使得收入分配形成了不合理的漏斗模式:即外资企业获得了空政府的巨额补贴；当地政府也立即“泛滥”；然而，当地企业很难享受“国民待遇”；工人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被人为压低了。市场导向的体制似乎是避免误解吸引外资的唯一途径。如果fdi的溢出效应不明显，那么政府主导了交换，将技术输送给缺乏学习和吸收能力的机构和组织(如一些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这是这种效应扩散的重要原因。因此，内生创新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告别“官方创新”，进入“制度创新+自主技术创新”的新时代。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是一个矛盾。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过多时，人们中间会有许多“外国资本威胁经济安全”；当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减少时，人们会惊叹于中国吸引力的下降、印度的急剧转移以及美国税收激励带来的美国资本的回流。实际上，fdi的质量理论比数量理论更重要，数量理论是基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和fdi上下游供应商的标准化，即人力资本、R&D投资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在fdi资本中引起的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这些收益不是被跨国公司获取，而是被东道国企业分享。

技术引进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能力的引进。应该说，“技术市场”和自主创新不是一回事，自主创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放弃“技术市场”。当前，迫切需要根据新的战略和新的要求改进和完善这一战略。就技术引进的方式而言，有两种选择:仅供使用的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引进。前者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后者有许多成功的先例。因此，从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战略来看，有两条基本路径:自力更生和从“拿来”中自我创造。如果后者走得好的话，“市场换技术”是一个更好的现实选择。韩国是从“引进和模仿”战略成功过渡到“创新和自主”战略的典型例子。战后，日本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再改进-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以韩国为例。在技术引进之初，韩国就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即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调整技术引进资金，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投资比例约为1: 8。也就是说，韩国一美元进口的技术需要八美元用于研发。目前，我国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资金比例为1: 0.07，大量资金用于引进，而不是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鉴于技术引进中的“瀑布效应”，如果引进的技术不能尽快被消化、吸收和内化为国内的优势技术，中国企业只能永远跟随别人的脚步，永远牢牢地停留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永远从分工中获得最小的收益。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技术创新的“急转弯”不仅受制于制度、机制和文化的基础，还受到路径依赖的制约。产权制度的脆弱性，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重要环节。以知识产权战略应对知识产权围攻——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软实力”，有效形成知识产权创造与应用的可持续良性循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5年的统计，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只有2000多家，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40%的企业拥有自己的商标。中国企业不仅面临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问题，还面临合理引进和低成本使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的问题，不仅要通过知识产权战略鼓励自主创新，还要鼓励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进口技术；加强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防止国际跨国公司用知识产权挤压国内企业，是对“技术市场”真正内涵的最好回应。完善“技术市场”，将重点从简单引进生产线和制造能力转移到消化吸收技术，最终转化为自主创新，正好填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空白。

对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思考

我们放弃了市场，但我们没有得到技术，尤其是更基础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的实质是某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映。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的小经济。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消费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增长；后者是一个多产的社会，主要依靠资本、投资和项目来推动经济。为了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投资驱动相结合的转变，迫切需要推进制度创新——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是基于特定的制度并与之共存的；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科技发展进入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新时期。中国最终将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R&D，后端品牌和营销)，但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它仍将徘徊在这两端之间，实现从科技第一生产力到自主创新第一竞争力的飞跃。我们用什么来换取时间来升级我们的技术？最强大的谈判筹码是市场。获得技术的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引起的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胜率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实力，尤其是“软实力”。“市场换技术”只是提供这种对抗的平台或阶梯。

以浙江省为例，企业走的是二次创新(基于消化吸收的再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的是市场需求→应用研发→工程制造→销售的技术创新路线，这提供了一个阶段性和序列性创新的现实样本:即大部分企业仍处于二次创新的第一阶段，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探索集成创新，而原始创新正在营造氛围。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样本是当今中国技术增长的缩写和真实写照，中小企业注重模仿和创新。作为一种紧迫的现实选择，他们应该尽快掌握低端技术，有意识、有选择地引进相关技术和知识产权，从而在二次开发中占据主动。

德鲁克指出，创新的意义在于在市场的薄弱领域、新知识的萌芽阶段以及市场的需求和短缺中寻找机会。追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模式(技术驱动模式、需求驱动模式和互动模式)，我们发现“市场与技术互动共同引发技术创新”(互动模式)的观点已被“技术为市场”、“技术为市场”和“技术为市场”所充分证实。因为三者的核心是处理市场和技术的关系。从“技术的市场”到“技术的市场”，这是第一次从市场到技术的完美转换。寻找创新技术的市场支点，从“以市场开发技术”到“以技术换市场”，是从市场到技术的第二次完美转换。